马里奥·苏亚雷斯（第3/12页）

苏：现在，直到今天，直到此时，无视选举结果的不是军人，而是共产党人。

法：然而军人允许共产党人成了新闻界、工会和行政机构的无可争议的主人。军人建立了一个政府，在那里每个党有两名部长，丝毫不考虑社会党人获得的38%的选票。

苏：我并不认为在葡萄牙选举意味着一切。如果选举意味着一切，那么军人政府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存在的将是一种正常的民主，政治的民主。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常的民主。如果您愿意这样说也可以，我们连民主也没有。充其量我们现在只不过处在人们所说的民主的前期阶段，实际上，权力集中在武装部队的手中。这一权力是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普选合法化的。仅仅进行选举将意味着不了解在葡萄牙必须把权力的两种源泉，即武装部队的革命合法性和普选的人民合法性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两者之间的平衡，才能达到正常的民主，即政治的民主。

法：这种平衡存在吗？

苏：怎么说呢……总之……直到昨天还是存在的，在相当程度上。

法：今天呢？

苏：如果库尼亚尔不选择民主的外衣，如果他的共产党人继续垄断报纸、工会和就业机会，如果普选继续得不到尊重，如果军人接受所有这一切……那么平衡将会中止，我们将陷入专政统治。这是明显的，肯定的。

法：一个阿尔巴尼亚或是一个智利？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或是一个皮诺切特？

苏：我们社会党人正在为争取不导致产生一个阿尔巴尼亚，或一个古巴，或一个皮诺切特而斗争。但是我认为皮诺切特的威胁还是迫在眉睫。我们清楚地知道皮诺切特分子是如何产生的。我去智利做过一次旅行，认识阿连德，同他长谈过。我还认识智利激进党的代表人物。因此我了解智利的经历。从我回到里斯本之后，我始终担心的就是陷入智利式的境地。我知道这一危险是存在的。我知道右派各集团，特别是国外的右派集团正在策划着一次右派军事政变。我断言，面临的危险，也是首要的危险是斯大林主义的专政。这是库尼亚尔所梦想的一种人民民主。他的武力行为和挑衅，成了个不断在拧紧的螺丝。遗憾的是武装部队运动对此流露出越来越害怕的神色。

法：这是我想知道的。但执政的军官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真正想的是什么？他们的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什么？是现代社会主义，表面的民粹主义呢，还是库尼亚尔式的共产主义？

苏：我们应该承认，他们之中有大量的无政府民粹主义。最近几个月来，在国内已形成了一股可怕的蛊惑人心的浪潮。每个人都愿意比别人更左，比别人更革命。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弹必须进行一次大革命，一次彻底革命的老调。他们唯恐表现得温和。这种时髦有利于无政府民粹主义和导致疯狂行为。譬如占领房屋，开设只维持一个月的医院。人们发现一所暂时无人居住的房屋，便去占领，而没有任何人去加以干涉。在那里开设了医院，而又没有任何人去加以监督。一个月后，既没有了房屋，也没有了医院，只有混乱。同时还出现了一股提出无理要求的浪潮。它来自工人或者自称站在工人一边的人。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幅度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为了搞垮工业。工业破产后，劳动者领导了工业，但是他们领导得很糟，因为他们缺乏经营管理的技术知识。结果这种试验以全面失败而告终。

法：全面失败，也许这就是民粹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可以作为借口来说，你们政治家一无所能，现在由我们军人来掌握国家，我们用棍棒来把事情安排妥当。

（苏亚雷斯没有回答，继续着他的论证。）

苏：人们并不清楚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要实现像古巴、阿尔巴尼亚或某些东欧国家的那种人人都一样贫困的社会主义吗？我们社会党人不要这种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集体的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譬如说，我们来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吧，但我们准备怎样经营管理国有化的企业呢？在经营管理中，工人如何发挥作用呢？是由劳动者还是由国家和政党委任的官僚来经营企业呢？我们来进行土地改革吧，但谁来改革？是农民呢，还是国家？我们不要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换个老板我们不感兴趣。不仅如此，还要保留私人的部门。保留哪些部门呢？怎样刺激这些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呢？是给他们分红，还是什么也不给呢？如何鼓励尚未国有化的企业主，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或者就让他们生活在明天就要被剥夺财产的恐惧之中呢？回答我们的是沉默。

法：苏亚雷斯，我必须向您再次提出刚才的问题。这些军人极端分子想完全控制国家，为此他们煽动混乱，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苏：您应当了解，此时此刻，我不喜欢谈军队的内部情况。您应当了解，我不想做，也不能做有损那些可能会指控我搞分裂主义的人的名誉的解释。在今天的葡萄牙，分裂主义是另一句时髦的话……我应当把武装部队运动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它信仰自由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信仰军人同政党达成的共同行动纲领。我应该把他们当做一个统一体，而不是当做各种潮流的大杂烩来对待。他们的分裂对我没有好处。显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说话和行动。但在我们政党面前，他们的行动好像是完全一致的，是在和谐一致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我希望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因为如果武装部队运动分裂的话，那么葡萄牙的革命再也不可能了。我是站在革命一边的，我投身在革命之中。

法：我们这样说吧，对于军事政变中的军事政变的危险，您是否持悲观主义的态度？

苏：我是悲观主义者。这倒并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首先是出于经济的原因。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我们正在耗尽我们的白银储备，已经准备开始耗费我们的黄金储备。我们的消费与生产之间每年存在着560亿埃斯库多[3]的差额。殖民主义战争和政局的急剧变化造成的种种后果，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实际上，葡萄牙的资本主义始终是受国家保护的：是一种靠殖民剥削的寄生资本主义。法西斯国家一倒台，资本家便纷纷逃到国外。他们抛弃了一切，留下来的是垄断资本主义。那时在葡萄牙存在着九个经济集团，它们集中在银行界。随着银行国有化和这九个集团的头头被赶走，所有的经济领导人员都迁居到国外。我指的是那些逃亡到巴西、法国和西班牙的经理、管理人员、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再也没有人给我们发放贷款。谁准备给我们发放贷款呢？谁准备在葡萄牙投资呢？社会主义国家？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