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第4/5页）
在战前政治危机中，工人的罢工浪潮与职业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某些集团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这两股潮流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勒纳事件后工人运动的规模无疑推动了俄国社会各集团尤其是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反对派情绪的发展。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发展，但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也得到了来自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的承认甚至同情。
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加剧战前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政权内部在对政权性质、国家管理和自治制度等问题的看法上倾向于倒退。18世纪以来，在把宗法制政权人格化的俄国传统与彼得大帝引入俄罗斯帝国的官僚制度及其对国家和国家利益的认识之间开始产生矛盾，但这两种立场在较长时间里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妥协的。在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虽然政权内部两种观点的分歧有所加剧，但亚历山大三世以其个人权威遏制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到尼古拉二世时期，这种分歧以尖锐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尼古拉二世及其亲信为加强沙皇个人权威而采取的行动中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退化倾向，如回到17世纪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宫廷礼仪等。这种传统的反动在尼古拉二世的政治行动中也有反映，他甚至采用阴谋方法对付自己的政府，如1913年同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多次秘密会见商讨被反对派称之为“国家政变”的计划，而不让自己的大臣会议主席知情。[14]
战前政治危机的发展与政府对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强硬态度也有直接关系。政府特别是内务部及其所辖的警察部门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活动的监视，并且经常违反法律，对工会和具有反对派情绪的社会组织以及合法刊物为所欲为。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温和的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1913年秋天司法部着手制定限制出版自由和议员不受侵犯权的法案，以限制杜马成员在塔夫里达宫以外进行政治宣传。尼古拉二世与马克拉科夫密商准备采取的措施包括在首都实行紧急状态、解散国家杜马、取消杜马立法权等内容。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从国外回来听说此事后结束了这个方案，但到1914年春天戈列梅金内阁时，这个方案又重新复活。在1914年6月末，即彼得堡总罢工以前，已经准备好了宣布在彼得堡实行非常状态的法令，只需要填上具体日期和君主的签字就可生效了。[15]
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从而加剧了沙皇制度的危机。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左翼开始尝试同杜马以外的极左力量联合，并将此作为摆脱杜马内部僵局的唯一出路。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立宪民主党放弃议会斗争方式，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杜马之外。立宪民主党活动家认为，他们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思想和意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短期因素：战争影响下的事态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虽然俄国宣战后一度出现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暂时停止了政治危机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很快就恢复了。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及其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保证后方的供给。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对马匹的征用使欧俄50个省用于农业的马的总数从1914年的1790万匹缩减至1917年的1280万匹，耕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供应军队也大幅减少，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长84%，而同期的物价却增长了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长了4～5倍甚至更多。[16]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战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社会危机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被沙皇政权视为最大危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不断向政权施压。在当时革命政党受到沙皇政权的镇压和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沙皇政权的公开冲突成为上层危机的显著表现之一，也是使旧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俄国参战后，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中央决定有条件地支持政府。自由主义领袖把战争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良机，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会议上指出，“战争为俄国社会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它得以重新参与国家建设。现在，它不应消极地对待社会问题。”[17]
利用战争组织力量、扩大影响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策略原则。1914年7～8月间，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发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具有合法地位，担负向军队供应医疗器材、组织救护人员、建立野战医院和军需仓库、疏散伤病员等任务，后来还参与了对军队的粮食供应。到1916年末，在其所属各类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已达数十万。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会上，进步党人里亚布申斯基建议各地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国家订货。在此基础上，当年9月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在自由主义政党的策划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联合会、帮助战争受害者协会、全俄劳动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在所有这类社会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