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第2/6页）
28日，起义士兵已逾12万人。到3月1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士兵们同工厂工人一起，占领了兵工厂、海军部，夺取了彼得保罗要塞并放出了刚被逮捕的沃伦斯基团士兵，然后又释放了被囚禁的政治犯。内务部和保安局被捣毁。沙皇政权的高级官员被逮捕。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塔夫利达宫正门前的台阶成了无休止的群众大会的讲台，登台发言的人一个紧接一个。没有人怀疑专制制度已被推翻，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专制政权土崩瓦解。
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全面倒戈的原因值得探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的人员组成则主要是那些因负伤而送到后方现在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从军事角度说，这是一支涣散的、没有纪律性的、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使其比较容易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但在二月事件中，他们的发动主要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并派往前线。他们随时准备抓住有可能使他们呆在首都安全的兵营里而避免上前线的任何机会。而且，根据同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作为对他们在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他们将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而不被调往前线。[29]在旧制度垮台之后，围绕着调动卫戍部队到前线的问题，仍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临时政府还是试图把哪怕一部分“革命卫戍部队”调离首都，但布尔什维克把卫戍部队士兵视为自己最主要的支柱，捍卫他们留在彼得格勒的权利，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确实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了。但在前线部队甚至在亲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中，对于首都卫戍部队极为鄙视和敌视。在阵地上流传着这样的威胁：“我们要用刺刀把彼得格勒那帮家伙押进战壕！”[30]从政权安全的角度来说，沙皇政权把大量的后备部队放在首都是干了一件蠢事。[31]因为无论如何，正是彼得格勒士兵的暴动成为二月事态转折的标志。
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27日由民主派政党和自由派政党分别发起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
这天，刚从监狱中出来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部领导人、孟什维克К.А.格沃兹杰夫、П.О.波格丹诺夫、Г.З.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利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并立即散发传单，要求各企业和部队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利达宫集中：每1000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选出一名代表。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与会者超过1000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齐赫泽担任主席，克伦斯基和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呼吁书，内称“斗争还在继续，它应该进行到底。旧政权应该彻底推翻并让位于新的人民管理。这样俄罗斯才能得救。为了顺利完成争取民主的斗争，人民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我们将齐心协力为彻底排除旧政府、在普遍秘密直接和平等基础上选举并召集立宪会议而斗争”。[32]
会上还成立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和菲里波夫斯基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建议在前线和后方部队中选举连和营的委员会或苏维埃，由其掌握武器、控制部队和管理军营内部生活；宣布士兵与其他公民平等。苏维埃决议以呼吁书或命令的形式公布这些决定。为形成这个文件，选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当天完成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选举士兵委员会，所有武器必须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士兵在享有公民权利方面不受任何限制，等等。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军事部长维尔霍夫斯基证实，一号命令当时共印刷了900万份。[33]在这之后，苏维埃在士兵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俄国军队迅速瓦解。
苏维埃很快成为最重要的现实政治力量。不过，在其成立后的最初日子里，苏维埃领导人和苏维埃代表对自己的力量并无信心，也不够强硬。每次一听说有某支部队快要到达或可能发生枪击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是假的，苏维埃代表们就抓起自己的大衣或斗篷，仓皇奔向出口。[34]沙皇政权可能镇压仍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令人恐惧的阴影。
在彼得格勒的运动愈演愈烈之时，自由主义反对派也加强了对政府的压力。2月27日，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几乎同时，也是在塔夫利达宫，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召集进步同盟会议讨论局势和对策。根据会议的授权，罗将柯向正在莫吉寥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并且指出，制止革命和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的职务，由沙皇发表宣言，宣布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委托一个受公众信任的人来组织新内阁。罗将柯还同军队主要将领谈判，促使他们向沙皇施加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召开了部分杜马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恢复首都秩序与联系有关机构和人士的杜马临时委员会”，由罗将柯任主席。杜马临时委员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宣布它将负责恢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同时罗将柯电告沙皇，说彼得格勒的革命如火如荼，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作用，无知的群众主宰着局势，为了防止军官和政府官员被杀，安抚狂热的情绪，杜马委员会决定承担起政府职能。但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领袖是小心翼翼的，“就像在苏维埃中的情绪一样，这里也没有任何自信——也许今天或明天就会有部队从前线回来，将会严厉地对付‘杜马革命家’”。[35]
君主制问题
在27日中午以前，尼古拉二世和大本营的将军们还没有特别注意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道，认为这只是通常的“骚动”。但在传来有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暴动、首都当局无力用自己的力量将其平息的消息后，大本营才“清醒过来”。尼古拉二世的第一反应是明确的：指示将一些前线部队调往彼得格勒，命令曾任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司令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大本营的部队前往彼得格勒恢复秩序。同时，伊万诺夫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取代“惊慌失措的”哈巴罗夫将军，由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秘密命令授权伊万诺夫将军对居民适用野战军事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