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走向武装夺权的十月（第2/3页）
布尔什维克自1914年8月起就提出了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并且很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够夺取政权。但怎样实现这个转变并通过这个转变来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决议对战争问题的表达是“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认为“只有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120]在6月22日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表示：我们“不同任何资本家单独媾和，首先是不同俄国资本家单独媾和。……我们不承认同德国资本家的任何单独媾和，不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也不承认同英法帝国主义的任何单独媾和”。[121]直到8月初，列宁还是坚持这一立场：赞成和平，但不承认单独媾和，也不进行谈判。支持这个立场的逻辑依据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大概当时的群众也不会很清楚。8月初结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仍然没有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主张，只是继续强调“只有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导致民主的和平”，“真正民主的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等比较空洞的说法。但是，到8月底，这种模糊性就不复存在了，布尔什维克开始采用要求立即结束战争的口号。在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权”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立即建议各交战国人民缔结普遍民主和约”。[122]
农民土地问题也是1917年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在人民中间，“给农民土地”这个口号是广为知晓的。农民要求在劳作于土地之上的人之间平均分配土地，而布尔什维克尽管支持农民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但不同意按农民的要求平分土地。四月代表会议决议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全国一切土地国有化，即把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国家，把土地的支配权交给地方民主机关。……党忠告农民要有组织地夺取土地，绝不容许有一点损坏财产的行为”。[123]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把平分土地写进了自己的党纲，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批评。不过，到8月，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农民的口号，接了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政权”的决议提出，要“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124]
“把工厂给工人”也是1917年风行的一个口号。对此布尔什维克的理解与无产阶级群众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剥夺资产者的财产，分配给工人集体。布尔什维克主张实现企业国有化，即将其变为国有资产，交给国家机关掌握。第六次代表大会强调要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逐步把工人监督发展为对生产进行完全的调节。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虽然仍然不认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但作出了新的表示，保证“在全国范围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125]
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形式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前是否定联邦制思想的，认为联邦制将会使民族差别长期存在下去。二月革命后民族关系的现实促使布尔什维克重新考虑联邦制问题，在6月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让俄罗斯成为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口号，此后他不断谈到了使俄罗斯联邦化的问题。但这主要还是原则立场的表达，不直接涉及对具体民族问题的处理。到8月，布尔什维克开始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例如，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很活跃，不过一直对它的民族性“视而不见”。但在8月22日，布尔什维克很突然地以独立党团的名义加入了乌克兰中央拉达。[126]8月31日，它公开地明确地宣布：要“真正实现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自决权，首先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127]
布尔什维克党口号的变化，表明它敏锐地把握住了大多数俄国人的脉搏，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紧密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个变化“对以后事态的影响甚至大于科尔尼洛夫叛乱”。[128]
武装夺权问题上的分歧
9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联合作出决定，“召集一切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民主机关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政权组织问题，这一政权应能把国家引到立宪会议”。[129]9月14日，全俄民主会议召开。全俄民主会议排除了资产阶级分子，1000余名代表均来自苏维埃、合作社、自治机关、工会、土地委员会等民主组织，几乎都分别属于某个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团体。布尔什维克只在少数大城市、芬兰和波罗的海舰队有较大影响，因此只有89名代表参加。
会议在政权组成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大多数温和社会主义者认为，没有自由主义者的政府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些赞成加米涅夫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派、部分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建立由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则要求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为了摆脱困境，会议主席团于9月20日决议成立经常性的代表机关——全俄民主理事会，即预备议会，由它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控制政府。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主张公开同政权对抗、发动武装起义的声音越来越高。在10月初召开的预备议会上，托洛茨基言辞激烈地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会议。列宁在9月末或10月初回到了彼得格勒，把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0月10日中央作出关于武装起义决议的依据，除了国际形势、军事形势以及国内政治形势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130]
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反对的意见仍然相当强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怀疑武装起义能否成功，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得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在10月11日致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组织的信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认为，目前宣布武装起义是拿党的命运、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关于俄国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俄国大多数工人和大部分士兵都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党应该利用预定在10月20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扩大影响并准备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未来将是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即立宪会议加苏维埃；在这个基础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很大机会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8日，加米涅夫又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发表声明，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动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绝望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