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第2/7页）
1936年5月20日，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并由斯大林签署。决议指出，鉴于托洛茨基分子不肯善罢甘休、反革命气焰嚣张，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现在流放地和保密地点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因大肆进行敌对活动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而尚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苏联其他城市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远方的集中营3～5年。建议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被告发参与恐怖活动的所有被捕托洛茨基分子，将他们处以极刑——枪决。[79]
1936年6月19日，亚戈达和维辛斯基遵照斯大林下达的关于加强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向他提交了包括82名据说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并建议将他们作为反苏恐怖组织参加者交付军事审判厅。[80]
亚戈达试图把恐怖集团局限于И.Н.斯米尔诺夫[81]及与他有联系的奥尔贝格等人。斯大林非常不满，认为不能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公开审判，而是要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统一的审判，认定亚戈达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会使消灭托洛茨基集团的工作半途而废。他召见叶若夫，指示要继续彻底侦查，并指派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
内务部采用非法逼供手段迫使原托洛茨基分子Е.А.德赖采尔和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理·维·皮克尔[82]承认存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承认它是在恐怖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亚戈达在这些供词旁边批上“不可信”、“不真实”。许多被捕者提出申诉。沙茨金在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中写道：“他们是这样审问我的。首席侦查员根金拟好了我承认进行恐怖活动的4页供词（而且他在其中写上了我与洛米纳泽之间的谈话，关于这场谈话他不可能有任何资料，连假资料都不可能有）。当我拒绝在这份认罪书上签字时，他们就威胁我：不经审判就枪决；或由军事审判厅在侦讯室里开庭审判15分钟走走形式，审判时我只限于作一个字的回答，‘是’和‘否’，然后枪决；在布特尔监狱刑事犯囚房里组织犯人将我毒打一顿；用刑；把我母亲和妹妹流放到科雷玛边疆区。有两次，夜间不准我睡觉：‘直到你签字为止。’而且，有一次夜间连续审问12个小时，审问时侦查人员发号施令：‘站起来！摘掉眼镜！’还在我眼前挥舞双拳：‘站起来！拿钢笔！签字！’如此等等。我举出这些事实，绝不是出于空泛的人道主义向他们表示抗议，而只是想说，采取这样的手段进行几十次的审问（审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辱骂）之后，会把人搞得不知所措，这时会出现虚假供词。然而，比审问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要求在供词上签名时，竟然以党的名义，说是为了党的利益。”[83]
侦查人员经常伪造审讯笔录。叶若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在1937年3月3日的党中央全会上说：“我应该坦率地说，有这样一种做法：在让被告签字之前，侦查人员先把笔录审查一遍，然后呈送上级首长，重要的笔录甚至要禀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做出指示，说应该那样记录，而不是这样。然后让被告在笔录上签字。”[84]
内务部为制造恐怖活动的证据，随意编造事实。它迫使曾在外贸部工作过的爱德华·格里茨曼承认他在1932年11月因公出差到柏林时，曾秘密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一家名为布利斯托里的饭店里，“当面”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完成这件事。”苏联政府还将格里茨曼的上述供词作为“反革命恐怖活动”的罪证予以公布。丹麦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立即做出反应，发布一条消息说，“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苏联政府却说什么格里茨曼1932年在该饭店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这纯属虚构”。内务部只好不再提及此事，但仍指控季诺维也夫分子接受托洛茨基指示，组织暗杀斯大林。[85]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多次遭逮捕、审讯、单独监禁、流放、囚禁。在这一轮的预审和庭审期间，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又备受摧残，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们开始对指控抱无所谓的态度，都予以“承认”。加米涅夫在庭审时说，他承认自己有罪，这并非因为有不利于他的罪证，而是“因为我既然被捕而且被指控犯有这一罪行，我就认罪”。季诺维也夫在给斯大林的便函中写道，“我知道，不论怎么说，我的肉体存在也为时不久了。我本人觉察得到，也懂得，我的体力每个小时都在迅速地、无可挽回地枯竭下去，而且在我发生此事之后，也不可能有其他结果”。[86]
1936年1～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预审。在预审尚未结束、庭审尚未开始的时候，叶若夫于7月底将一封预计发往各地方党委员会的秘密信件草稿呈交斯大林审阅。斯大林作了修改和补充，他将标题由《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改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的恐怖活动》，把被告说成是组织严密的联盟参加者，从而加重了他们的罪责。联共（布）中央于7月29日向各地方党委员会发出这封秘密信，信中断言，“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从事恐怖主义勾当时，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了直接联盟”。“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就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联合总部的决定而被暗杀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联合总部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务，是谋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特舍夫等同志”。[87]
这封秘密信发出后不久，维辛斯基就拟好起诉书的初稿，并呈报斯大林。原稿中的“根据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在联合总部的直接领导下，1934年12月1日对谢·米·基洛夫同志进行了凶残的暗杀”，被斯大林改为“根据格·季诺维也夫和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88]还添加格·耶·叶夫多基莫夫等4人为被告。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乌尔利赫将判决书呈送给在斯大林休假期间代行其职务的卡冈诺维奇。后者也随心所欲地作了修改。
1936年8月10～14日对所有被告宣布侦查结束，但是未让被告了解侦查材料。8月19～24日，最高军事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姆拉奇科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