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第4/9页）
第五，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集体农庄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扼杀了农民的个性和主动精神，导致农业发展丧失了革新的活力，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改革举步维艰，国家陷入危机；特殊移民活动对苏联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国家领导人对农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但他们没有废除斯大林当年通过镇压农民手段才得以建立的集体农庄农业体制，没有改变庄员对国家的依附地位。因而成果是暂时的，危机不断加深，最终导致农业问题积重难返，陷于停滞。苏联农业生产的长期落后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苏联农业长期低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农业产量徘徊不前，市场供应紧张。1986～1990年苏联谷物年均产量为1.965亿吨，比上一个五年计划略有提高，但低于1976～1980年的2.05亿吨。棉花、甜菜的情况也相类似。棉花年均产量是840万吨，低于70年代的855万吨。甜菜为8730万吨，也低于70年代的8870万吨。1991年的情况更糟，谷物产量直线下跌到1.6亿吨左右。[160]农业的停滞倒退，再加上收购供应渠道的日趋瓦解，国家掌握的农畜产品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不断增多，对高脂肪高糖高蛋白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结果导致供求矛盾日趋尖锐，市场上每一卢布货币只有0.12～0.14卢布的商品。农业捉襟见肘，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安定局面无法维持，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危机戈尔巴乔夫锐意改革，但改革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改革年代，斯大林当年镇压富农、消灭个体农民阶级的特殊移民举措的恶果逐渐显现。这在苏联解体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长期在行政命令和农庄制度的保护下从事生产活动，苏联农民的个性遭到窒息，没有了劳动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多数农庄庄员已不会独立进行农业生产，习惯于一切依赖农庄和安于现状。相当一部分庄员甚至不知离开集体农庄后如何生活。他们害怕竞争，惧怕变革，特别是那些前景不明的变革。据1990年1月对823名农村居民的调查显示，只有40%的人希望独立经营生产。当问及获得土地后想做什么的时候，44%的人回答要种蔬菜瓜果，26%的人想建私房，很少有人想进行大田生产。至于农村干部，则大多数都反对或抵制发展私人经济。1990年最高苏维埃开会讨论《土地法》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们几乎一致反对平等对待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161]农民个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成为苏联农业变革的巨大障碍。
改革的最大危险更来自民族问题。由于特殊移民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和苏联新国家领导人继续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等原因[162]，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国家已是进退维谷，岌岌可危。按说，苏联有耕地2.15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达0.79公顷，比美国多5%，粮食本应自给有余，但如今却要每年花费大量外汇进口3000多万吨粮食。政府为弥补外贸赤字，每年不得不减少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大量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料。恰逢当时世界石油和黄金价格急剧下滑，苏联欠西方的外债高达800亿美元。经济陷入困境，政府被迫向外国进行粮食借贷，结果使国家的债务愈加沉重。苏联对国外金融资本不断增长的依赖，迫使她不得不经常向西方作出妥协，政治上沦为西方资本的人质，改革受到西方国家的钳制。随着冷战对峙的日趋缓和，公开性、民主化思潮的广泛传播，农民已很难再忍受斯大林体制，更不愿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主义威望不断下滑。人民对改革的兴趣直线下降，对政治家们的活动越来越冷漠。一些政治家为转移人民对生活状况及其政绩的不满，极力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1991年，苏联农业再度跌入低谷，城市供应明显紧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也被煽动到顶点。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终于导致国家的瓦解和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
在历数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否认广大特殊移民在国家边远地区经济开发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在促进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和对苏联东西部人口平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首先，数百万特殊移民的牺牲换来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如期建立和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特殊移民政策促使农业集体化制度的迅速建立。虽然这种制度没有效率，但它的确将苏联粮食的商品率从1929年的13%增加到1933年的40%。1933年国家得到11.3亿普特商品粮，从而基本满足了国家对粮食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工业化。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结果来看，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也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期间共有4500个新工业企业建成投产，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长了12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5倍，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163]苏联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其次，特殊移民促进了俄国东西部的人口平衡。
在特殊移民运动过程中，当局将600多万人迁往国家东、北部边远地区。虽然，随着特殊移民的解放，大量移民返回了原迁出地，但最终还是有100多万此类人口留在了移民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东西部人口的不平衡状况。
再次，特殊移民政策促进了俄国边疆地区的土地和经济开发。
特殊移民在迁入移民区后便被大量利用于国民经济领域各部门参加劳动，并创造了相当大的业绩。这尤其体现在土地开发方面。例如截至1938年1月1日劳动移民共开发各类土地3035644公顷，其中，耕地和有耕种能力土地1128194公顷，刈草地287431公顷，牧场590789公顷，宅基地44914公顷，其他土地984316公顷（沼泽地2988公顷，可灌溉土地12857公顷，生荒地243161公顷，特殊移民通过挖掘树根，铲除和清理灌木丛而开发出的新土地183416公顷等）。其中俄罗斯联邦境内由特殊移民所开发的土地便有1662280公顷，其他联盟共和国——1373364公顷。截至1938年初由特殊移民铺设的土质道路共计7294公里，在农村地区架设桥梁21400米，开掘水井1578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