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中个人经济的发展（第3/4页）
表4 零售贸易中各经济成分的比重变化
在实行票证配给制度后，面包、米、肉等食品以及丝织品、皮鞋、香皂等工业品需凭配给证定量购买，这一制度逐渐在全国城市地区推行。但是战争开始后苏联国营和合作社贸易中流通的商品量大大减少了，1942年减少到1940年的44%左右，这使得城市地区经常出现商品短缺的情况。[23]例如，1944年由于前一年粮食歉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商业机构经常减少向各厂工人供应处供应的米、肉和鱼等食品”，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小学大部分教师持有配给证但却“无法领到任何食品”。[24]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就成为城市居民购买、交换食品的一个重要场所，它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在40年代上半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表4可以看出，战争期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按市场价格计算）大幅度增长，尤其是食品流通量在1945年甚至超过了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总和。农民将大量的粮食产品投入到市场中。当然，集体农庄市场份额的增加与价格因素有关，票证配给制度下国营贸易中配给价格一直保持在极低水平，而集体农庄市场上自由贸易价格却不断上涨，考虑到价格因素，集体农庄市场商品流通的份额并没有表4中那么高。同样影响表4数据的因素还有两个，首先，1944年苏联政府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情况下，国营商店开始实行价格昂贵的议价贸易，其议价价格比同时期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还要高。其次，战争时期货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因此集体农庄市场上出现了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形式。1942年2月莫斯科市委大会上就曾指出，“集体农庄农民不是把土豆出售，而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25]因此，尽管表4内容并不能直观地反映出集体农庄市场和国营贸易中商品流通数量的对比，但战争期间农庄市场份额得到很大提高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集体农庄市场主要是用于出售农民个人经济中的农产品。1944年集体农庄市场上商品流通总量为1934亿卢布，而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占了1501亿卢布，集体农庄出售的产品只有140亿卢布，不足农民出售量的1/10，如果考虑到市场上许多仅用于实物交换的商品，那么农民投入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份额就会更高。集体农庄市场为农村个人经济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同时战争时期市场上高涨的商品价格也给农民带来了大量货币收入。战争时期，集体农庄市场上的商品零售价格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波动。战争的头两年，战场上的溃败也使苏联的经济遭受重创，1943年苏联经济跌入最低谷，但这一年也是转变的开始，苏联政府开始着手经济复兴和解放地区的重建，从1944年苏联经济得到了较大的恢复。集体农庄市场上商品价格也在战争开始最初三年里不断攀升，1943年达到最高点，1944年开始慢慢回落，详情见表5。
表5 1941～1945年苏联集体农庄市场价格走势（以1940年价格为100）
与战前市场价格相比，主要粮食商品的价格在1943年上涨了10倍以上，面包价格更是增长了20倍。尽管1945年市场价格下降许多，但仍保持在1940年价格的4～10倍之间。高涨的市场价格给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现金收入，农民来自市场的收入成为其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见表6）。战争前夕，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只占农民货币收入的1/3，而在战争后期，已接近农民全部货币收入的2/3，相比之下农民通过义务交售所获得的收入则微乎其微。从总体上看，农民在战争中积累了比城市居民更多的货币收入。根据苏联财政部的统计，战前城市居民持有的货币量约为73亿卢布，农村居民约为70亿卢布，到了1945年城市居民手中的货币量为195亿卢布，而农村居民则增长到了342亿卢布。[26]
可以看出，集体农庄市场在农民个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集体农庄市场在票证配给制度下的特殊地位，成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贸易纽带，加强了农民同城市居民的经济联系，从而为农村个人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表6 出售农产品得到的货币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比重的变化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规模扩大了，它成为农民得以熬过战争艰苦时期的物质生活保障，这使得个人经济在农村地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种变化对苏联集体农庄的发展以及苏联政府的农村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集体农庄农户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所获得的工资不断减少，而从个人经济中获得的收入相对增加，出于生计考虑，农民更加关注宅旁地的发展。1942年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义务劳动的最低时间增加了，而政府则加强了对于未完成劳动任务庄员的处罚。即使这样，仍然有大量没完成劳动义务的现象出现，仅在1942年的5个月中（6～10月），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人民法庭就审理了15万起没有完成劳动义务的案件。此时的集体农庄，作为国家在农村的生产单位，常年无法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作为农民赖以依靠的生活资料来源，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可以说，集体农庄无论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还是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都大大地削弱了。用当时苏联政府上层的评论来说，“集体农庄制度基本崩溃了”。[27]农民对于集体农庄也不抱有太多的期望，甚至希望能解散集体农庄。在1943年库尔干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给联共（布）州委书记的报告中，专门汇报了关于集体农庄中散布的近期将解散集体农庄的传言。人们认为解散农庄主要来自于国际的压力，传言美英提出解散集体农庄、开放教堂等几项要求，苏联如果能够完成，那么美英将迅速开辟第二战场。许多农民相信不久后集体农庄将会被解散，牲口、土地将分发给各个农户，以后播种、生产将由农户自己经营。农民们对于解散集体农庄满怀期待，认为解散集体农庄后，“我们将有足够的粮食，边远地区粮食储藏站里有很多粮食，到时将分发给个人”，生活将“回到从前”，“将变得更加幸福”。[28]
个人经济以及集体农庄市场在加强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的突出作用，显然也引起了苏联政府的重视。在艰苦的形势下，政府竭力挖掘每一分可以动员的力量，一方面加强集体农庄的纪律，增加劳动时间和交售任务，另一方面又开始鼓励发展集体农庄市场，这些都间接地促进了农民个人经济的发展。1943年斯维尔德洛夫州统计局局长的报告认为，“在战争条件下国家统一供给无法充分保障居民生活的情况下，对于工业城市和地区的居民来说，这（集体农庄市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报告还建议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农户参与集体农庄市场，系统地保障市场定期有组织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