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难临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判始末（第4/5页）
其次，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一直在暗中干预此案的正常审理工作。在侦查的最后阶段，布雷格曼、希梅利奥维奇、什泰恩和马尔基什已经撤回了他们的供词并且否认了他们的罪行。留明却对上级机关隐瞒了这一事实。由于苏联最高法院没有自己独立的审判大楼，军事审判庭只好临时借用国家安全部的会议室作为审判庭，不料留明不仅在审判庭内部安装了窃听设备，而且在休庭期间，指使侦察员一直给被告施压。更为严重的是，当切普佐夫要求留明和他的助手格里沙耶夫上校给法庭提供指控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是间谍的证据时，竟遭拒绝。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还对鉴定结果进行了审查。结果发现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漏和弄虚作假问题。切普佐夫最后断定，没有证据证明犹委会蜕变成了一个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个别未获证实的事件也证明不了犹委会与美国勾结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因此，“显而易见，在该案当中，不可能用这样没有得到检查和不可靠的材料去判刑”。[136]
作为一个当时罕见的有良知的法官，切普佐夫试图把案卷退回国家安全部进行补充调查。为此，在审判过程中，他多次乘休庭之机去拜访伊格纳季耶夫，向他反映留明及其侦察员伪造证词的行为，但是没有得到这位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支持。事实上，伊格纳季耶夫当时已经被正在同时进行的“医生阴谋”案件搞得焦头烂额，斯大林甚至威胁他：“假如你不揭露这些医生当中的恐怖分子和美国间谍，那么你就将呆到阿巴库莫夫现在所呆的地方。”[137]在这种情况下，伊格纳季耶夫哪顾得上去理会他早就心知肚明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呢？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切普佐夫在1952年6月16日暂时中止了审讯工作，并且四处奔波，先后向苏联总检察长萨福诺夫、最高法院院长沃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基里亚托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等领导人汇报了该案的案情，提出必须进行补充调查。但是，这些领导人在了解他的意图后不是拒绝接见他，就是建议他向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提出呼吁。不久，根据切普佐夫的请求，马林科夫接见了他，伊格纳季耶夫与留明在座。听完切普佐夫的陈述后，马林科夫让留明发表意见。留明对切普佐夫横加指责，指控他“在对待人民敌人的问题上犯了自由主义”，说他“故意将审判推迟了两个月以便被告得以推翻之前在侦察中所做的供词”，而且控告他诽谤国家安全部。切普佐夫原以为马林科夫会支持他的意见，却没有料到事与愿违。马林科夫声色俱厉地斥责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案子的所有判决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批准，难道你还要我们在这些罪犯面前下跪吗？中央政治局已经讨论了3次，你执行政治局决议就是了！”[138]所谓政治局决议，几乎就是1952年4月3日伊格纳季耶夫和留明将起诉书呈送斯大林时在附函中提出的建议：除什泰恩外，将所有被告判处极刑——枪决。除了把对什泰恩的判决从流放边远地区10年改为5年之外，国家安全部的建议立即得到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批准。因此，切普佐夫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除了执行马林科夫的指示外，他已经无力回天。
1952年7月11日，切普佐夫宣布犹委会案法庭调查完毕。7月18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做出终审判决。8月12日，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13人被枪决。什泰恩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的劳改营。他们所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也被全部剥夺。布雷格曼因为心力衰竭1953年1月23日死于狱中。[139]俄国学者雅可夫·拉波波特写道：“苏联犹太文化被置于行刑队面前，它最优秀的代表被从肉体上消灭了。”[140]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不仅是一个多幕剧，而且是一个连续剧。悲剧的规模并不局限于洛佐夫斯基等15名被告。1948～1952年，受到此案件牵连而遭到逮捕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110人。其中有10人被判处极刑，95人分别被判处5～25年的劳改或者流放，被捕后终止诉讼的仅5人。[141]例如，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海菲茨在犹委会被查封后不久，即被指控参加“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而被捕，1952年8月，受到单独审判，判处在劳动集中营监禁25年，斯大林死后不久获释；《团结报》代理责任编辑日茨，1949年被捕，1954年10月死于狱中；犹委会的编辑瑙姆·列文（1950年11月22日）、记者马里亚姆·艾森施塔特（1952年7月30日）、武装部队授衔委员会副主任阿伦·托卡里（1952年8月1日）都因为被指控在犹委会的掩盖下，从事反苏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等罪名先后被枪毙……不仅如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就像一股可怕的龙卷风，在苏联社会四处盘旋，张开了血盆大口，准备吞噬更多的无辜者。因为，斯大林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真正目的——驱逐整个犹太民族，并且在苏联掀起新的一轮大清洗。
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犹主义狂潮。这一政策显然是与那一时期国际冷战形势的恶化分不开的。当时，“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总体上处于下风”。[142]1948～1949年，苏联在长达一年多的柏林危机中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因为苏南冲突，苏联还失去了南斯拉夫这个在欧洲最大的盟友。1949年9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建立，美国在欧洲大陆组成了一个遏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弧形包围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达到新的高潮。就在此时，苏联一手扶持建立起来的以色列为了寻求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援助，公开放弃了冷战初期的中立政策，支持美国出兵朝鲜，开始向美国靠拢，苏以关系逐渐恶化。这种形势对于苏联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当时已经在为新的战争做准备，他希望通过新的战争来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下一场战争的对手无疑将是美国。当时，两国不仅在心理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双方的飞行员事实上已经在朝鲜战场上暗中交火。1951年10月6日，斯大林在关于原子弹问题答《真理报》记者问时说，“一旦美国进攻我国，美国统治集团就将使用原子弹。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不得不备有原子武器，以便有充分准备来对付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