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路线在二十大的阐释与确立（第2/5页）
因此，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乃是赫鲁晓夫这些阐释的核心，其他两个原则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重提“和平共处”原则，而且把“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扩大为“两个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就为这一原则赋予了新的意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就是说，在赫鲁晓夫看来，只有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才能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至于重提列宁的“革命和平发展”、设想“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所谓“和平过渡”，也包含着防止新战争的思考，赫鲁晓夫担心个别国家暴力革命和内战弄不好就会导致世界范围的战争。抓住了赫鲁晓夫阐述的几个原则的这一要害，也就厘清了赫鲁晓夫的外交路线同斯大林国际战略的区别所在。斯大林战后外交路线总思考是：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冷战，准备热战。而赫鲁晓夫则把它改为：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冷战，避免热战。
直到现在，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仍沿用中苏两党论战时的观点，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阐述的这几个原则概括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所谓“三和路线”。这样的概括实际上曲解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原意。不错，“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确实是赫鲁晓夫报告中使用的词语，“和平过渡”也是作为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设想形式，但是，正如我们的引证和分析，在报告阐述和论证的几个原则中，并没有把这几个词语简单地直接平列为自己的外交路线。“和平竞赛”是作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并不是一条原则。“和平共处”也不是不讲原则，不讲斗争，一味妥协甚或投降。赫鲁晓夫曾一再强调，和平共处是国际阶级斗争的政策。他也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思想和战略。赫鲁晓夫曾有一句被资产阶级国家抓住不放的名言：“我们要埋葬你们！”赫鲁晓夫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也没有否定暴力革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激烈的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说取决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取决于剥削阶级抵抗的程度，取决于剥削阶级自己是否使用暴力。”[11]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便不能拒绝暴力。在历史情况有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才可以争取上面引出的那段文字所指出的道路。他实际上也主张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的两手策略。
经过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检验，应该说，赫鲁晓夫这一国际政策给人类带来的是幸运而不是灾难。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只有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仅人的生命就牺牲了8000多万。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于它们之间贪得无厌的争夺：争夺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争夺统治世界的霸权。一旦形成两个对峙的国际性的军事集团，战争的危险性就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领导国家的某些战争狂人便把人类推向灾难的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局面，使世界一直弥漫在新的大战阴影下。赫鲁晓夫这一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策略，对保证世界和平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虽然，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互不信任，继续进行以热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竞赛，曾经几次造成十分危险的局面，但是终究没有酿成新的世界战争。这不能不是人类的幸运。
说到这里，就自然提出了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赫鲁晓夫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的外交路线怎么就会引起共产党国家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的激烈争论呢？从共产国际时期起，苏联共产党就一直处于对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苏联自然也就成为这个阵营的头。列宁、斯大林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不仅要确立自己作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而且也要继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因此，他在自己报告中阐释的这部分内容不仅涉及两个阵营之间外交政策的原则，也涉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问题。为了取得各国共产党人的认可与支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尽量讲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经验，特别突出了中国的地位，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总是把中国放在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首位。他希望首先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论从赫鲁晓夫报告阐述的原则还是从报告引起争论来说，实际上都包含着确立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权的企图。
赫鲁晓夫报告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自己提出的国内建设路线的概括和阐述。这一建设路线就是前两年同马林科夫争论中提出的：在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急剧增加农业产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赫鲁晓夫却有意回避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报告中说：“苏联共产党遵循着伟大列宁的遗训，一直关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为重工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加强我们祖国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基础。”他并且强调：“这是我们党的总路线”，“要十分坚定地贯彻这条总路线”。报告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进一步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和化学工业，日益加快电站的建设和迅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使工业水平在1960年比1955年大约增长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70%。尽管赫鲁晓夫提到必须扩大消费品生产，但那是要在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前提下，所以，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仍然要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在五年中消费品生产增长60%。[12]
赫鲁晓夫说，必须解决工业工作中若干根本性的问题。他提出，要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要能制造出生产力最大、最经济、最可靠的机器，广泛发展生产过程的电气化、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充分应用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他指出，苏联的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但对最需要的钢材和新型金属的生产则不甚理想，要大力增加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不锈钢、耐热钢合金的产量。到这个时候，苏联的铁路运输主要使用的还是蒸汽机车，赫鲁晓夫提出，要改用电力牵引机车和内燃机车，同时要发展公路运输和海运。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中，要合理配置生产力，把电力和燃料开采向资源丰富而开采成本低的东部转移，使西伯利亚成为苏联煤和电力的最大基地，成为制铝、制镁、制钛以及电冶业、焦炭化学和电化学的基地，要在西伯利亚建立起全国第三大钢铁工业。赫鲁晓夫的这一路线实际上是要继续发展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军工综合体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