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第2/5页）
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5月号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打破了苏联文学的“常规”，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问题上，没有着力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而是把眼光移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普通人及其道德伦理冲突上，即普通人的爱情、对职业的态度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小说中几对从强制和镇压时代过来的男女，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冷漠呆板，唯恐自己变得直率和随和，生活并不幸福。在春寒之后，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追求。小说揭露厂长茹拉甫廖夫，为了取得上级的信任，只抓生产和技术革新，不顾职工生活，结果职工居住的简易房倒塌，造成灾难。玩世不恭的画家沃洛佳只画能捞到好处的宣传画，画技衰退，而他的同学萨布罗夫甘于寂寞和忍受生活的贫困，坚持创作，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大成绩。作者告诉人们要真诚对待一切。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9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
也就在这个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把自己的新诗《焦尔金在阴曹》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征求意见。对这部作品，有的编辑赞扬，有的则表示担心。K.西蒙诺夫从《阴曹》的话语中看到对政治局明显的暗示，正式反映到党中央。中央书记П.波斯佩洛夫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被其中一节——“山鼠”士兵压迫国王——激怒，开始对文学家采取行动。作家协会的实际首脑、理事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A.苏尔科夫在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讲话时指责了《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5月25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尔科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的文章，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指责该文“有害”，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文学原则”。他还批评了其他杂志和作家。批评佐林的剧本《客人》攻击党的传统。结果这个剧在耶尔莫罗夫剧院公演的第二天就被文化部勒令停演。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最后的遗言》里写道：“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51]赫鲁晓夫的话表明，新领导集团对于知识分子的“解冻”要求虽然赞成但又害怕它变成冲破一切堤坝的洪水，因此便采取批判的态度。
6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了一篇《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的专论。文章说：“共产党对我们的作家关怀备至”，希望他们用“鲜明的艺术形式”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广大读者中间”。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匆匆忙忙制造了不少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些骗子、无赖、政治上道德上蜕化分子”。文章点名批判了佐林的《客人》等作品，对于爱伦堡的《解冻》的评论是：“乍一看来，好像如实地描绘了生活，勇敢地激烈地提出了当代许多尖锐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主要强调了生活的阴暗面，这样就歪曲了生活的真实。”[52]作协书记苏尔科夫在6月15日《文学报》刊登的《改进对作家思想教育工作》一文中，也有一段专门说到爱伦堡及其小说《解冻》的文字。其中说道：“我们必须严肃地、有原则地批评他的中篇小说的一些缺点。”[53]
7月17日和20日《文学报》发表了主编西蒙诺夫的《伊·爱伦堡新的中篇小说》长篇评论文章。这位作协负责人继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小说的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苏联社会中“少见的”，“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多，好事少”，把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小说中就造成一幅阴暗的背景”。西蒙诺夫用了多半篇幅通过对小说中的几个艺术家形象的分析和批评，指责作家歪曲了苏联文艺界的状况。他分析说，由于作者“观察的草率和肤浅”不仅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有不良影响”。在他看来，“这篇小说比起伊利亚·爱伦堡最近十五年来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他的结论是：“这篇小说虽然有好的篇页，但整个小说，对我们文学来说，却是作者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54]
7月17日，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信，为讨论《新世界》杂志工作的相关问题和自己未发表的长诗，请求接见。赫鲁晓夫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指责《新世界》发表了有争论的作品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在阴曹》。他认为应当从这样的立场来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缺点：“敌人指望，斯大林死后党的路线将修正。但是他们错了。”赫鲁晓夫承认，这类“偏向”的部分责任应当由党的领导来负。“我本人有过错，对个人崇拜阐明不够，使知识分子产生幻想。”他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是此前党的工作所创造的所有经验的路线。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55]8月3日，决定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
尽管赫鲁晓夫和文学界的领导人对爱伦堡等的“解冻”和《新世界》杂志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但是，这些作家的行动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爱伦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西蒙诺夫等所进行的批评和评论反而引发了“要不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文学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正面人物该不该有缺点？”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普罗托波波娃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坚持日丹诺夫“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人物”的观点，认为“塑造理想人物的形象目前已成为当代苏联文学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56]多数作家不同意这种意见。别里阿什维利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现实人物和臆想人物》一文中指出，普罗托波波娃等主张写理想中正面人物的人，实际上对社会“阴暗面视而不见”，“硬要把主人公内心斗争抹煞掉”。他们所谓的正面人物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是“无罪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认为，正是主张写理想人物的人把作家拖进“无冲突论”的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