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初期到20年代苏联的文化政策（第2/3页）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对它们加以吸收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1]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发展观就是，没有过去时代的文化，没有资产阶级的文化，不对它们加以全部了解，就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特别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文化极端低下的时候，首要的是学习读书写字，掌握一般文化知识，包括资产阶级文化，否则，是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的。所以，列宁对当时一心要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了尖锐的、持续不断的批判和斗争。列宁告诫青年说，你们不能从批判旧学校偏重书本知识，“就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12]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主张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文化成果，他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是持比较包容和宽容态度的。
列宁的这一方针政策，充分体现在由列宁奠基、布哈林主持制定的俄共（布）中央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中。这个决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少有的绝好的文件。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它实质上规定了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构成了当时俄共（布）思想文化体制的理论框架，奠定了苏联20年代思想文化模式的基础。
这个决议首先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趋向缓和的总趋势作了正确的阐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前煽起阶级斗争，实行把整个社会推翻的路线”，“而在自己专政时期则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第一位”。[13]这就是布哈林所说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14]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是“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同资产阶级是“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排挤他们”；对知识分子则使他们“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15]
接着，“决议”对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问题作了切合实际的辩证的阐述。“决议”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虽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但是“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16]这实质上是反对当时在文化艺术阶级性问题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简单化倾向——动辄给某一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贴阶级标签。
“决议”的重点，也是占篇幅最多的，是对党在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方面的领导权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了正确的规定。
关于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问题，“决议”作了审慎而明确的回答。它区分了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与党在政治、经济方面领导权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情况。“决议”指出，科学文化的领导权“是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能锻炼自己去进行胜利的革命，能给自己造就战士和领导者这样的人才，并且能给自己造成政治斗争的卓绝的思想武器，但是它当时不可能钻研自然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而且它既是文化上被压迫的阶级，同样也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学、自己的特别艺术形式、自己的风格。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17]这就是说，党在政治领域比在文化艺术领域更加成熟；党在政治方面已取得了确定无疑的领导权，而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虽有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也就是说，在这里获得领导权，“夺取阵地”，“早晚应当成为事实”——但目前还得谨慎从事，目前还没有成熟到取得这种领导权的足够的程度。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艺术方面下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1）关于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决议”指出，在注意他们分化的同时，应充分估计他们“许多人作为文学技术的熟练‘专家’的重要性”，“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在同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时，“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18]这是十分讲究分寸地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
（2）对待无产阶级作家的态度。“决议”认为，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权“整个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党应帮助无产阶级作家赢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但他们“现在还没有”这种领导权。党应努力帮助他们成长，“支持他们和他们的组织”，“同时也应当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中间出现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现象”，同“那些对旧文化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19]
（3）主张各文艺集团和流派展开“自由竞赛”。在坚持原则思想斗争的同时，党不仅允许各种艺术派别、团体和流派的存在，“还要对于一切可能而且一定会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的文学集团表示最大周到、慎重和忍耐”，“党决不能偏袒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主张这方面的各种集团和流派自由竞赛”。[20]
（4）鉴于对文化艺术领导权问题的审慎细密，党在“决议”中特别提出，反对在文艺中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的企图”。为此，提出要注意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选，以保证在这里实行“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灵活的领导”。[21]
这个“决议”是以布哈林为首的主管俄共（布）思想文化的主要领导人，以列宁思想为指针，总结十月革命后苏俄文化运动，特别是苏联1922～1925年文学政策大辩论中同极“左”文化思潮作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较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发挥集体智慧制定出来的。“决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决议曾在1951年1月28日由中国《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发表，但遗憾的是，这个决议的精神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