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5/5页)

战后这一连串的批判运动,都是由斯大林亲自发动的,但也带有浓厚的日丹诺夫主义色彩。所谓日丹诺夫主义,主要是指苏联战后所实行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主张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因此带有强烈的反西方主义色彩。同时,粗暴对待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其他文艺家,对他们进行凶狠的批判和制裁;对文艺实行比战前更全面、更严格的行政控制,完全抛弃了俄共(布)1925年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决议;在科学文化中提出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奉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策。此外,还用僵化的理论教条,拿事先设定的框框,吹毛求疵地苛责于精神文化产品,这不仅扼杀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也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战后批判运动针对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俯首崇拜”,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实质上是全盘否定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实行文化上的封闭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一政策虽然同战后紧张的国际局势不无关系,但“冷战”并不是在战后马上出现的。历史表明,在苏联拉响意识形态警报器之前,还未出现“冷战”的局面,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在战争后期已显露端倪,因此这些斗争主要是国内形势的需要。固然它们同斯大林一贯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政策密不可分,但日丹诺夫这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指挥官,这些斗争无疑也带有他个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色彩。

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的规模并不亚于30年代,其残酷性虽不能与“大清洗”时期大规模逮捕、镇压的情况相比拟,但其批判的范围和逮捕的人数并不算少。正是这个缘故,“人们往往拿1948年与1937年相比较”,认为一前一后“两个群众性的恐怖浪潮,由于席卷全社会而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沉重的回忆”。[44]所不同的是,战后时期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一方面显示其鼎盛,显示其控制之森严,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达到了极点: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学认识,甚至为伪科学张目,扼杀新兴科学的发展。这预示着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和衰落。

当然应该看到,30年代的工业化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它适应了人们急切改变国家贫困面貌的要求和愿望,在某种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大大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因此,这个时期完成了扫盲,普及了小学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在战时,文化政策有所松动,战后为急迫的科研需要,在政治教育上放松了对科学家的要求,让他们集中时间和精力钻研业务,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这都有利于调动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性,在不小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对发展科学文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