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第4/6页）
（三）党的民主体制建设明显滞后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他的新思维时，不是依靠党的干部和党员，而是依靠全体民众，搞全社会的民主化，实际上把民主的次序搞反了，应该首先抓党的民主化，再搞社会的民主化，因为苏共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实际上是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戈尔巴乔夫从社会的民主化开始，实际上成了让苏共交出政权，把权力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但由几千人组成的苏维埃本来只是个立法机关，内部纷争不断，根本无法行使行政权力，导致社会全面失控和混乱。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也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沉重的历史包袱使苏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在80年代中期，苏共有党员约1920万，可以分成四部分。一是人数最多的普通党员，约1870万；二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成员——从区委委员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约43.9万；三是各级领导机关的第一书记及机关干部，共8.6万；四是苏共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党的二十七大后为477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32人），党中央机关干部（到1990年1月1日为1363人），总共1812人。构成总数97.4%的普通党员在确定党的方针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占总数2.3%的各级党委会成员（从区委委员到中央委员），权力只在自己的主管地区，在中央决策的范围内实际上也无权。从30年代初开始，斯大林把党的常设机关与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的关系倒置，这些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只起开会举手的作用。党内实际掌权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30～32人）及中央组织部和办公厅的领导（15～20人），垄断了党内一切大权，他们只占党员总数的0.3%左右。[76]这种权利失衡的现象导致了苏共领袖专权，广大党员没有自主性、主动性和自律精神，他们认为党的政策和决议与自己无关，只是驯服地执行上面的指示与命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应该改变这种情况，恢复党的生机与活力。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党，他只是一味地变动干部，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到1986年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闭会，戈尔巴乔夫对苏共最高领导层进行了4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有2人从政治局候补委员递升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有2人从中央书记处跃升为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有2人由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塔雷津、索科洛夫）；有3人从地方调任中央书记（尼科诺夫、叶利钦、扎伊科夫）；有3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格里申、吉洪诺夫、罗曼诺夫）；解除了76岁的鲁萨科夫的书记处书记职务。与此同时，对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政府各部委、各共和国、市和州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调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17名正副主席中有8人被撤换，部长会议13个正副主席中有7人退休，新提拔了7人；有3个共和国的党中央一把手被解职，6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9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易人，35个部长、46个区委第一书记易人。苏共二十七大组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子，政治局委员有：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葛罗米柯、扎伊科夫、库纳耶夫、雷日科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和谢尔比茨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杰米契夫、多尔基赫、叶利钦、斯柳尼科夫、索科洛夫、索洛维约夫、塔雷津。中央书记有：戈尔巴乔夫、比留科娃、多勃雷宁、多尔基赫、扎伊科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拉祖莫夫和雅科夫列夫。有1/3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葛罗米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利加乔夫4人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密支持者，戈尔巴乔夫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感到改革受到了阻碍，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决定》。全会提议修改选举法，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各级干部均在党委会的全体会议上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企业各级领导的选拔与更换也必须通过选举。但在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及各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仍然掌握着干部的任免大权，党员和民众对干部的任免影响并不大。如：1988年9月30日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普戈被选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0月4日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召开全会选举新的第一书记，其程序与以前并无实质区别，先是普戈谈形势和对第一书记职务的要求，然后他推荐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亚·瓦戈利斯为候选人，并强调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已经跟瓦戈利斯谈过话，政治局支持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关于瓦戈利斯为第一书记候选人。推荐阿·戈尔布诺夫为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77]绝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支持普戈的动议，但也有人提议应该举行秘密投票，把阿·戈尔布诺夫也列入第一书记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是把亚·瓦戈利斯一人列为秘密投票的候选人，他也高票当选（117票），没有人投反对票，有2票弃权。
虽然戈尔巴乔夫强调实行民主，但这种民主并没有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党的领导与决策并没有实现民主化与科学化，一方面是党内派别林立，另一方面仍然是个人专断，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许多重大问题都由戈尔巴乔夫一人说了算。戈尔巴乔夫在安排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时，常常让不同的人负责同一项工作，如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都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都在对外政策上有发言权等。博尔金在评述这件事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挑起大家冲突和争吵的本事实属罕见，我始终不明白，他是想利用这种关系的不协调来达到轻松地领导政治局的目的，还是由于个人性格和缺乏必要的经验才造成这种局面。但是，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政治局会议上互相拆台，常常无法通过一致的决定。”[78]1989年底，苏联人民代表在一份声明中对苏共的评价是：“作为积极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的苏联共产党，一般说来已不存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宣传职能。像从前一样，它只是一个自我产生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加入了许多努力工作的人和有理智的人，但是他们不占大多数，而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系统的机关，其中包括国家机关，按起源和职能而言属于极权机构，与真正的改革并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