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略方针 大错特错（第3/5页）
收编伪军：此问题当时确有人建议，但全部收编，事实上大有问题。以弟所能记忆者：（1）何以对抗战之国军？（2）何以对被压迫残杀之民众？（3）何以维持国家民族之正气？以上三项，姑且不论，再就军费一项言，自抗战结束后，决定国家总预算原则，所谓收支平衡，所谓军费不得超过总预算百分之五十，以连年军费言，非但不能收编伪军，而且仅有之国军，亦不能养活，其他可知矣。
徐蚌会战是错误的决策
曾 振[2]
（一）徐蚌的会战是一个临时匆促决定的会战，根本上是错误的，不应在徐蚌会战，而应在长江决战。
（二）由于作战部门刘斐等无能及通敌破坏，在济南失陷（九月廿四日）后，迟迟不作必要的处置，直等到徐州军事会议时（十一月五日）拖延四十天之久，会议才决定在徐州作战。当时作战部门本有撤守淮河计划，在十一月五日徐州军事会议时，始行提出，但各兵团司令官认为敌人已经集中好了，时机太晚了，在大敌之前撤退，损失必大，不如依城野战，与共军一拼，于是决定守徐州备战。
（三）依当时情形看，济南已经失陷，商邱以西已经放弃，试问黄伯韬兵团在运河以东之新安镇一带，四十四军留在海州、连云港附近，有什么作用？攻既不应从该方面攻，守也分散兵力不应在该方面守，迟迟不令其向徐州附近西移，由于这一错误，以致以后（在徐州军事会议以后）黄伯韬兵团西移时，是侧敌行军，敌人已经集结好了，準备作战了，侧敌行军是非常危险的，加以中间还有一道运河将部队分离，这是一重大弱点，故黄兵团西进途中及渡河时，遭共军攻击而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一错误，南京作战部门、剿总及杜聿明应负责。至少他们是迟疑与不为。
黄伯韬
（四）在黄伯韬兵团西移时，如果原在碾庄附近之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在西岸接应支援，阻拒运河西岸敌人之攻击，则黄伯韬兵团不致四面受敌，渡河亦不致损失太大，而进出西岸则便利多矣。同时两个兵团合力，足以击退来犯之敌，至少该两个兵团亦可顺利开往徐州，可是他们不顾虑敌人侧方的威胁，在黄伯韬兵团西移之同时，亦令李弥兵团开往徐州附近，李弥兵团走得太早，以致运河至徐州中间产生一个大空隙，共军得有机会毫不费力地截断徐州至运河间之交通。假如他们当时有点敌情观念有点警觉心的话，李弥兵团应稍缓西移，留在碾庄附近，等待黄伯韬兵团来到，掩护黄兵团渡过运河后再移徐州，命令应该规定李弥兵团等待黄伯韬兵团渡过运河后再行西移；可是他们漫不警觉地命令两个兵团同时西开，造成此一错误，等到后来黄伯韬在碾庄附近被围，再令李弥从徐州回师东进增援时，却被共军阻住，不能前进，以后虽再令第二兵团（邱清泉）东进增援，共军愈集愈众，工事纵深愈长，救黄无效矣。
（五）海州、连云港至新安镇之距离，与徐州至新安镇之距离略等，各约三日半之行程；临时拨归黄伯韬指挥的四十四军西进也是一个危险的侧敌行军，黄伯韬如果不等该军来到，即离开新安镇逕行西开似乎是不顾四十四军的危险，心中好像对不起四十四军，指挥道德上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因此等待四十四军等了三天，以致到达运河河岸时迟了三天，这也是他吃亏的地方。这个错误，就是没有令四十四军早日西撤所造成的；四十四军拨归黄伯韬指挥，是给黄增加了一个包袱。假如他们开始调动时有敌情观念的话，应令四十四军向苏北阜甯、淮安沿运河南下，或由连云港从海道输送到长江沿岸调度使用，免得黄伯韬兵团受累。
（六）张克侠、何基沣、温家芳的叛变：第三绥区的五十九、七十七军，在七七抗战开始时，由张自忠、冯治安等率领在长城喜峰口一带曾予日军巨创，已往南征北战，很有战功的。五九军军长张克侠，是冯玉祥的连襟（冯妻李德荃之妹嫁给张克侠。张与笔者在陆军大学第十期同班）。在徐蚌会战前，冯治安之司令部一直在贾汪未动，冯的部队，主力即在该地附近，一部在徐州，冯治安本人有时住在徐州城内。因此，张、何及温家芳与共党勾结，冯莫知究竟。可能是冯妻李德荃[3]牵引勾结的结果。
张克侠、何基沣、温家芳趁冯治安不在贾汪司令部，对部下诡称係奉冯治安的命令，于十一月七日夜，下令所属部队约十五个团的兵力开往峄县境内投共了。
贾汪在徐州东北约二十五公里，是徐州外围的据点，贾汪煤矿在该地。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初，冯治安之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在贾汪被共军围攻，笔者奉命率一九二师前往解围，击败共军，俘获甚多，使冯转危为安。该地在不老河之北约十余公里，不老河是微山湖至运河间之河流，冬季水涸多处可以徒涉，不成障碍，从贾汪南下，越过那条河，便至陇海铁路东段，位置正在碾庄与徐州中间，李弥兵团既已开往徐州，那一段可是空空的，共军从贾汪附近南下，毫无抵抗地进至该地，把黄伯韬兵团与徐州间之交通截断，黄兵团便告孤立。贾汪附近张、何、温之叛变，又是徐州附近作战失败之重大原因。
（七）大军作战，补给非常重要，因此后方联络线必须保持，在徐州以南之宿县附近——即徐、蚌之间，应驻有重兵，以攻势防御之态势，不断击退来犯之敌，一方面策应徐州之作战，一方面保持津浦路之运输畅通，必要时，掩护徐州国军之撤退。然当局不此之图，宿县仅驻有一四八师及交警第二、第十六两个纵队及第三绥靖区残部，战力显然不足。孙元良兵团由蒙城经宿县开徐州，不如留在宿县，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协同遂行上项任务为有利。由于宿县被共军攻陷，徐州遂形成孤立，补给只靠空投，于作战及人心士气均受重大影响。
（八）由于黄维第十二兵团之东调，亦有错误，黄维兵团从豫南经阜阳向东北方向之宿县、徐州前进，在地图上看，是直线，似乎是条捷径，比较近些，但中间要横越过五道河流，五道河流大致都不能徒涉，须架桥越过，黄维兵团起初越过一、二道河流时，共军没有阻拦，但以后渡河时，共军迎头阻击，黄兵团只得採用强攻渡河，佔领桥头堡，掩护架桥，战斗中死伤了不少人员，既耽误了时间延缓了行程，复消耗了弹药，增加尔后补给的困难。黄维兵团就在上述的情况下，力战当面之敌，越过了几道河流，费了很多时间，打开一条血路，到了宿县境内的双堆集附近，这时共军四布，集结兵力正在等他们，该兵团遂被围困；黄维兵团原係解徐州之围，这时却要徐州军队来解他的围了。假如当时黄维兵团到了阜阳附近时，从淮河南岸地区顺流而下，左翼有淮河为屏障，共军不能中途截击，既安全而行动反较快速，到了蚌埠附近与李延年、刘汝明会合，再向北攻击，则黄维兵团当可发挥重大作用，积极方面，可望解徐州之围；消极方面，可以掩护徐州友军之南撤，最低限度亦可退守淮河，不致反要徐州国军来救而遭最后惨酷之命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