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生肘腋 引狼入室（第3/12页）

三十七年年底两封电报

美国素来主张国共和平共处，马歇尔等很天真，中了俄共中共宣传之计，认为中共不是共产党，是土地改良派。据说赫尔利当驻华大使后，斯大林要他经过莫斯科来华，赫对斯表示美国要扶持蒋先生，斯当场很表赞同，斯表现其对中共态度似若无足轻重，他说：「他们不是国际共产党，他们是土地改良派。」赫信以为真，传到美国去了。抗战中，史迪威派了秘书参谋驻延安，这些人是左倾份子，他们对中共的说法与斯大林所讲的一样，也传到美国。文武两大员对中共的情报相同，再加上共党在国际上很善于宣传，苏联每年不惜支出二十亿美元用在宣传，使美国对华政策受了影响，一再地要「国共合作」。马歇尔本着这决策亲自来华调解，要我们组织联合政府，所以在戡乱期间，我们在四平街打胜了，我主张一直打过去，蒋主席一定要我回南京就国防部长职。蒋主席对我说：「怕马歇尔不高兴。」马歇尔压力大，我们在长春、吉林停止了，而林彪在佳木斯满洲里整理，再行反攻。这是一个例子，我们打胜了，美国人认为我们是大党欺负小党；我们打败了，那又不同了，共党很会宣传，说我们腐败，说我们是家庭统治——有如最近之攻击吴廷琰，攻击我们不会运用美援，说是少数人包办，化公为私⋯⋯等等。马歇尔调解未成回去了，接着艾奇逊发表白皮书，指责我政府，声明对华採放任不管态度，于是断绝美援，连已援的部份也停止了，美国朝野舆论对我们极恶劣，甚至认为在蒋某某执政之下援助无效。

美国常犯的一个大错，是拿他们的民主强加诸于他国。美国开国时有好的领导，民主政治很上轨道，拿他们的尺度来衡量我国，当然不满意。马歇尔要我们实行民主政治，要我们成立联合政府，认为我们是大党，不能压迫小党，实际上都是拿他们的标準来衡量我们，不知共产党的厉害。当然我们在大陆之败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总是不行的，闹翻了脸不接济我们，我们就不能解决难题。而马歇尔没有远大政治家眼光，无大军事家眼光，处理中国事务犯了大错，事实上要负很大的责任。

三十七年徐蚌会战败了，金元券的发行也败了，军事金融都无办法，共党宣传很厉害，民心惶惶不可终日，军心亦一天天消沉，弹药不足，精神涣散。由于老百姓不用金元券，士兵穿不暖吃不饱，我们曾在前线看到士兵拿百姓的鸡鸭，明知其犯法而不敢讲，闭着眼睛（因市面上有关吃的生意都关了门，柴米油盐的供应都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希望美国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出来主持国际调停。美国握有原子弹，英法唯美国马首是瞻，苏联亦不敢动，若美国肯如此做，南京来几大队空军驻守，青岛不要撤退，由苏联压迫中共停战，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打电报给总统密陈此一意见，原电如下：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国军无论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不仅版图变色，我五千年文化历史将从此而斩。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职辱承知遇，垂廿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对钧座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辛敬电）

电报发出一个星期后没有回音，于是在十二月三十日再发出一电，电文如下：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以言战争，则战力悬殊，外援不继；以言和平，则敌燄方张，不易接受。观敌近日广播，宣布战争罪犯，可以判断其乘我士气不振，继续用兵，使我京沪平津失陷，革命武力消灭，以遂其赤化整个中国之野心。顾念时间迫促，恳请乘早英断。职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藉此开困难之机；如黩武穷兵，残民以逞，则国人不直所为，友邦亦将不扶助，所以怒我而情寇也。总之，我方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

我打这两个电报考虑很久，徐州会战败了，损失下来，可说是精锐被打击得太厉害，在东北是好的部队，五个美械军都是精锐，在徐州也是精锐，甚至华中五个军一个整编师都抽去了，余下第三兵团张淦部，其他都很差，所有中央在黄河以南精锐，在徐州一役惨败了。徐州未失败以前，中共力量已与我们平衡了，失败以后，我们已处劣势，这关係很大，最高统帅应该了解实在情况，因此我把我意见照实发电报给了他，不料因此引起很多的误解。

和谈前后

行宪后共党势力一天天大了，我们因选举而闹纠纷，内部分歧，使共党乘机坐大，共党力量由弱势而渐与我们平行，在东北、华北、华中处处採取攻势，东北丢了，华北傅作义动摇了，局部和平了；徐州会战是紧要关头，重要主力在此一决胜负，华中的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一个战车营一起调去了，然而情势继续恶化下去，共党继续向长江压迫。总统看了这情形想引退，要李德公代总统与共党谈和。

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总统宣布引退，李副总统宣布就代总统职，次日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等为和谈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按根据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和谈代表于四月一日赴北平，而三月二十九日张治中先赴溪口向总统请示，总统意思是共党不要渡江，划江而守。代表团赴北平后，共匪态度强硬，队伍依然往南集中，提出条件是要渡江进南京，要组联合政府。后来黄绍竑携共方条件回南京，我记得李代总统召集会议，黄报告后意思是应该接受，谈了很久，李不表可否，我最初没讲话，最后讲话了，我说：「总统指示不渡江，不入南京，若接受条件，成立联合政府，这结果一定和欧洲捷克等国相同，无疑等于投降，捷克等是前车之鉴，我坚决反对。」说完拂袖而走。第二天我再劝李代总统不要接受，我举东欧各国组联合政府故事为前车之鉴，李亦决定不接受。妥协性最大的黄绍竑回北平，一去不返，和谈不成，马上又将打起来。我即返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