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3：军队（第2/5页）

引用几个他举的例子：迁徙的布尔人（Trek Boers）在19世纪初离开南非受英国统治的地区去寻找自由的土地，拼死守卫他们占据的地盘，抗击当地非洲人的来犯。他们的社会军事参与比例很高，每个男人都会骑马打枪；隶属性低，因为他们建立的共和国几乎没有政府；聚合性也低，因为父系家庭仍然是个人忠诚的归属单位。另一方面，哥萨克人同样是军事参与比例高；隶属性低，因为首领没有多少手段来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但他们的聚合性很高，因为大草原生活的种种危险迫使他们必须结成紧密的群体。比较常见的形式或者是低军事参与比例、低聚合性、低隶属性，在君主统治长期积弱的中世纪的欧洲，骑士主导的社会就属于这一类；或者是高军事参与比例、高隶属性、高聚合性，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事化工业社会的写照。

安德列斯基的小书因其立论的大胆新颖和斩钉截铁而令人瞠目。他通过一系列复杂但貌似合乎逻辑的推论，使读者不得不同意只能有6种形式的军事组织，然后旋风般地横扫整部世界史，把每一个所知的社会，从最原始的部落到最富裕的民主国家，都归入那6种中的一种。读者只有在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才会冒出疑惑。总的来看，安德列斯基的体系过于机械化，虽然他对马克思的理论非常不屑——“纯经济因素无疑会造成所属阶层的变化，但……长期的趋势却是由军事力量重心的转移所决定的”——但他的分析却严格遵照辩证法，一丝不苟。具体地说，如果读者对安德列斯基如此不容分说地对号入座的社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的话，就会看到其实他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比如，布尔人也许缺乏聚合性，而且一贯桀骜不驯，但任何与他们打过仗的人都深信，他们的法律不及之处由荷兰的新教归正会填补上了；他们虽然没有政治的聚合，但有在《圣经》基础上的聚合。哥萨克人不服管教也有其限度：若长老或同伴决定把某个捣乱分子逐出群体，他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此外，安德列斯基对其他社会学家所谓的“价值观系统”太不重视。虽然他承认“神巫—宗教信仰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最早的基础”，但是后来就对这个题目只字不提。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原始部落不赞成暴力，试图通过程式性的战斗予以控制；一神教也对暴力不以为然，像伊斯兰就不得不建立由奴隶组成的团体来行使武力，以使权力的需要不致与宗教的要求相冲突；中华文明尽管屡遭暴力打击，但仍固执地相信“上士”——指理想的统治者——“应无须暴力即能达到目的”；然而安德列斯基对这些都未予考虑。

如果采用另一种方法，似乎做出的分析会更加全面：承认军事组织的形式存在有限的几种，某一种具体的形式与它所属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决定这种关系的因素可能极为复杂。比如，传统的作用十分重要。安德列斯基承认，“一个全民皆兵的平等主义社会可能会抵制引进更加高效的作战方法，因为那会取消普遍服役”。如果仅以日本武士和马穆鲁克为例，可以看到，更常见的情形是占社会少数的军人特权阶层抱残守缺，坚持保留过时的军事技术，甚至不讲道理地一直坚持几百年。社会学家称这样的少数集团为“精英”，其实此一称号并不恰当，因为集团的成员是自我选拔而成的。另一方面，“精英们”也可能不遗余力地推行耗费巨大的革新政策。维多利亚女王皇家海军的军官一旦接受了蒸汽驱动的铁甲舰船后，就不断寻求新型的舰只；一种军舰造出来没有几年就被他们宣布为过时，舰只服役的时间越来越短，最终使军舰制造成为不列颠编制预算时争议最烈的问题之一。

这些军官的“海军主义”反映了不列颠的地理环境：这个富庶的岛国需要保护自己不受侵略；作为海洋帝国的中心，它也需要保护它的贸易和海外资产。然而，地理影响军事形式是四海皆准的道理，这一点安德列斯基却只在有些情况中才肯承认：他注意到埃及特有的与外界隔绝的地理条件阻碍了它从石头武器向金属武器技术的过渡，并使它得以在文明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必负担常年维持军队的费用。但是，他似乎忽略了，正是因为欧洲遭到了大草原民族的入侵，或后来北欧海盗的海上袭扰，骑士阶级才获得了如此大的权力；大草原亘古不变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在繁殖出能够驮人的马匹后的行为特点；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土地的渴望呼唤着他们离开海岸边狭小的祖土去“做海盗”；因为亚得里亚海没有第二个安全的自然港，所以威尼斯——安德列斯基感兴趣的一个军事强国——才得以成为那里的霸主，把它的商业触角远远伸至克里特岛和克里米亚。

最重要的是，他低估了军事生涯对男性想象力的诱惑。这是从未离开过大学校园，只在书斋里埋首军事的学者的通病。认识军人圈子成员的人一定都知道，他们的社群有自己的文化，与其所处社会的大文化近似但不相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奖惩制度，惩罚更加专横绝对，奖励经常不是金钱，而是纯象征性或情感性的，但社群成员都心悦诚服。根据我一生浸淫在英国军队中的经验，我甚至敢说有些人干不了别的，只能当军人。对女性来说，可与之相比的是舞台生涯。有的女人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得到满足，无论是做歌剧的女主角，还是做音乐会的首席歌唱家，或是摄影师或时装设计师膜拜的偶像；她们通过这种自我满足，体现了赢得男女一致仰慕的关于女性的普遍理想。男演员无论多么受人钦佩，都得不到这样的仰慕，舞台上的英雄不过是模仿冒险罢了。英勇的战士受到男女两性共同的崇敬，因为他是真正在冒险；但有军人脾性的人——可惜社会学家对脾性的重要性完全视而不见——无论是否会得到外部世界的钦佩，都会冒险。如果他能赢得其他军人的钦佩，那才会使他自豪。大多数军人只想和别的军人为伍，大家共同对耽于安逸的外部世界报以轻蔑；军营生活和行军使他们从狭隘的物质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对粗粝的野营生活甘之如饴，大家一个赛一个地不畏艰苦，休战期间则去找等待着自己的女人。

战争生活令人陶醉，这帮助解释了原始武士行为准则的来由。作战成功也说明了为什么有的原始人成为尚武的群体。如果作战胜利，即使不能完全征服敌方，抢占他们的土地，统治他们的人民，起码也能抢夺财物，或至少获得由自己确定的贸易条件——这些足以证明，拒绝规规矩矩的生活方式是有好处的。不过，对战士生活向往之情的力量不宜过分夸大。前面已经说过，许多原始人努力遏制暴力的冲动，即使最凶狠的民族也是步其他民族程度较轻的类似行为的后尘才登上了他们用骷髅垒成的金字塔；若是先前的骑马民族没有测试过文明世界抵抗能力的极限，泰摩兰就不可能如此残暴。另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尚武民族一直是少数，无论让别人对自己闻名生畏是多大的诱惑——盎格鲁－撒克逊人四处征战，自认是为了向其他民族传播议会制，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受到了这样的诱惑；在超越了原始阶段文明的所有民族中，武士总是占绝对少数。人性中有一种社会学家称为补偿趋势的东西，反对诉诸暴力。阿尔杜斯·赫胥黎说知识分子是发现了比性更有意思的东西的人。可以说，文明人是发现了比作战更能带来满足感的东西的人。社会一旦达到了原始以上的文明水平，不愿打仗而宁肯做别的事情的人即随着经济资源的增加而增加，无论那些别的事情是种地，还是制造或出售产品、建筑、教书或与另一个世界沟通。当然对这样的社会不应过分理想化。最不幸的人沦为仆从甚至奴隶，而享受特权的人，如安德列斯基有力地指出的那样，则总是依靠武器的力量来维持其地位。他们或者自己携带武器，或者由忠心的下属携带武器。然而，过了原始阶段的人的确特别重视非暴力的生活，突出的例子有艺术家、学者，特别是男女圣徒。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世界对破坏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北欧海盗的暴行特别深恶痛绝，就连泰摩兰都对伟大的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礼遇有加，都没有堕落到北欧海盗那么嗜血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