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田汉（第2/3页）

在国共密切合作的一段时期，田汉着军服，戴少将领章，佩手枪出入前线，跟着部队雨中行军。他的书里有很多日本海陆军的材料，他曾写过一篇怎样袭击日军旗舰出云号的文章，指出应当进入彼方射程之内破坏其司令部。但是这文字不送给军事当局，而刊载在《救亡日报》。在他动员的演剧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常提议和年轻人竞赛爬山，他虽穿马靴，却经常捷足先登。到达山巅后就朝天鸣枪三发，颇为得意。

我因为海男的关系才有和田伯伯接近的机会。1941年我们刚从军校毕业还没有前往部队报到时，曾到南岳，在他租赁的房子里搭了好几天的地铺。我们也和田伯伯旅行于湘潭衡阳桂林之间，同行的尚有我的表弟李承露。当日的客栈进门处必有水牌，上用毛笔大字书写旅客姓名，只要田汉的名字一写上，当地京剧院、湘剧院的老板和演员立时闻风登门造访，一定要“田先生赏光”，参加他们的晚宴和演出；我们也跟着沾光，每日如此，无曾间断。但是这客人对主人也颇有贡献，抗战期间有不少陈旧的剧本，经过“田先生”的指点，得以改头换面。譬如《打渔杀家》变成了《江汉渔歌》。我曾亲眼看到田伯伯在桂林一家戏院，带着一大卷剧本，一边看戏，一边考究其和声。

读书肯下苦功

田汉伯伯是我一生所看过惟一能“走江湖”的人物，必要时他可能身无分文从中国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他在重庆、昆明、贵阳都有朋友，有几位也够称得起“民族资本家”，可是他的生活仍然非常清苦。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我在昆明最后一次看到他，他家里的一坛米，就放置在床下。多年后我长期研究历史，才领悟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经济没有多元化，只有官僚统御农民，缺乏中层社会的因素去支持艺术家和文化人，此种情况在内地又更为严重。像田汉，又像我的另一位朋友范长江（他是名记者兼作家，曾劝我不要从军而和他去当新闻记者）想在国民党统治下做独立的艺术家和文化人不成功，而在毛派的社会之下，只会发觉文化与艺术趋向于均一和雷同的压力更大。所谓文化大革命，即系传统的文字狱，有了这种经验，我敢说中国惟一的出路在经济改革。除非经济多元化，自由无从兑现。

田汉之匆匆忙忙，凡事临时仓猝组织应付的习惯容易给人一种看来缺乏实学的观感，我在南岳的一周则知道他是个极肯下苦功读书的学者，他曾特别告诫我学外文必下苦功。从他的谈话和他讲在日本生活的故事听来，他的日语想必相当流利。田汉的散文里也有无数西方文字的成语和背诵下来的句法段落，虽说我无从断定他的会话能力。这些都是他少年时期在日本接受六年古典式教育所赐。田汉东方人的性格远胜于他所曾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我断定留学日本的这一段经历对他的一生极为重要（因为他的西方知识也得自于日本）。可惜的是他在国内由幼年至壮年、中年、老年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惟独在日本这一段付诸阙如。

在南岳的一段时间，他每天请田老太太讲述她一生的经历（田老太太名为易克勤，有人称她是“戏剧界的母亲”，因为他们一家在上海常周济年轻艺术家之故）。田汉整理了他母亲的经历，以《母亲的话》为题，文长十万余字，在《人间世》和《当代文艺》发表，这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文字，内中提及湖南长沙东乡农民的生活，既琐碎，也细腻，举凡上山采茶，下水捉鱼，害天花，卖儿女，父母将逆子沉死于池塘中，年终三十夜赎当不付息，各种情节穿插其间，构成社会的一大剖面。一般人民生计艰难，亲戚朋友都有彼此照顾的义务，又因处境之相同相似，社会上集体性之强迫力量大，贤愚不肖全有公众品评。在出版这篇文字的时候，田汉无所忌惮的暴露着他家庭出身之绝对贫寒，也对他一生合群的性格作了间接的解释。

田汉的著作，至今仍有一部分不易为海外读者所骤然接受。很显然的，他的剧本中缺乏一个私下隐秘（Privacy）的观念。本来戏剧就是一种公众的传达工具，又叫它如何去包瞒隐私？其问题乃是作者视他笔下人物不能保有个人隐私为当然。如《咖啡店之一夜》里的女侍对顾客说：“林先生，我们以后有什么不幸的事大家帮忙，有什么高兴的事也大家欢喜吧。仿佛听到郑先生说家里要您回去结婚，您不愿意，家里就不给您寄钱来了，这事是真的吗？”类似的对话也见于其他剧本之中。同时作者也在不少地方明确指出私人操守与公众义务的不可分割。

终生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

这种观点使作家田汉处于一个奇特的立场，他本来有放浪形骸的趋势，要是朝那方面发展，他大可尽浪漫主义之能事，更可以彻底的提倡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如司马迁所说的“少负不羁之才”，必定要对上一个“长无乡曲之誉”。田汉在上海所有门径都已打开了，所有向外发展的条件也都具备了，却偏偏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事亲孝，处友廉，抚子慈。我曾读过徐志摩的一篇文章，说他在上海去见郭沫若，开门即见郭抱一小儿，后来去访田汉，开门也见他抱一小儿。实际上因为海男的母亲早逝，田伯伯对长子又超过一般父亲对子女所具有的情爱，他送我们去前线时确实热泪盈眶。去年我与海男碰面谈及他的父亲，海男也是两眼湿润。

我曾对这些事情作过一番思考，觉得这中间不仅是一个文学体裁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社会道德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宗教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宗教，带着一种广泛的涵义，包括有形无形的组织、入世出世的思想，只要它笼罩着人生最后的目的，直接或间接导引出一个与旁人关系之要领，则为广义的宗教；即是一种高尚的革命思想，或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迷信，只要凝聚于一个“最高的”和“最后的”宗旨，有吸引一部分民众的力量，不妨以宗教视之。中国人的宗教思想着重父以子继，各人在血缘关系中得到永生。这世界既永恒的存在，则聪俊有志之士，不必依赖神力，即可以将整个大宇宙的负担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在《关汉卿》一剧里，田汉引用这元代剧曲家的字句，将他自己的抱负重新说出来：

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于是田汉也和关汉卿一样有志更正充塞天地间的错误与枉曲。他写的“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必然出于一种真纯的正义感。我想剧中称关汉卿为“戏状元”，关自称“我是爱上戏才写戏的，不是为吃喝，为发财”，也是田汉自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