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第3/4页）

蒋介石为什么不采取这种步骤？一个与之相似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蒋介石不改革农村，争取群众？

三十年之前提出此种问题还讲得通。今日有人再提出此种问题，则可以谓之为蒙昧无知。最简单的说来，中国土地问题与财政税收问题自明太祖以来未曾经过全面检讨彻底翻修，已五百多年于兹。上面所说第三帝国本来就应该改组，症结在此。今人如果再提出以上问题，倒不如说：“为什么蒋介石不做毛泽东？”我们也可以说纵是蒋愿做此事，则中国还要另外寻觅一个蒋介石，去对付当前的大敌获得国际的支援。中共的土地改革，大半靠中原鼎沸乾坤颠倒的情形之下执行之。同时毛泽东利用国民党之高层机构使他的工作和外界完全隔绝。中共迄至1949年也不组织自己的高层机构，所有军队的战斗序列全靠无线电联络，除了油印报纸之外，连城市文化也不要，只如此尚要鼓动村民造反，牺牲了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命〔根据法国武官纪业马将军（Brig. Gen. Jacques Guillermaz）等估计〕，才算进入了农村，完成了所谓改革。所以即使没有思想上的冲突，从技术上讲，制造一种高层机构与翻转低层机构已只能各立阵营，分道扬镳。这种情形也可以引起我们想到中国内战无可避免。（中共去年发表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死伤二千一百万以上，内中共军“战指员”伤亡六十万，“敌后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六百万，其他则未分析，详《年表》页一七八。）

蒋介石最被职业军人指责的，一为抗战初期将国军精锐牺牲于淞沪地区，在战略上无所收获；一为他喜欢遥制部队，有时候直接指挥，下及师与团的配备。很多将领对他随从参谋皮宗敢少将的声音应当非常熟悉，在重庆时皮常以长途电话传达蒋委员长的命令至各部队之阵地的部署。这两点也最为史迪威将军所指摘，第一次缅甸战役，蒋派他为总指挥，又直接指挥杜聿明和罗卓英。1944年的湘桂战役，也是蒋直接指挥的。

史说他在湖南“甩掉了三十万人”，而他自己需要一万补充兵去取代缅甸战场之死伤，虽力竭声嘶还达不到目的，这是他最不能忍耐的地方。（史迪威很少提到中国官吏之腐化，公开提及国民政府之贪污者为国务院官员及与蒋委员长相处甚得之魏德迈。）（又以上史的指摘见《史迪威文件》页三三二）

如果我们纯粹的站在军事科学的立场，只能干脆地说史迪威对，蒋介石不对。可是现在我既提及大历史，也就是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看历史，则只能先摆开一个古老的帝国，五百年缺乏改革，一朝倾覆，要从断瓦碎楹间找材料重建规模的艰苦场面。这时候我们还要责备当事人行事是否符合科学原则未免太苛。既考究他对人命与物力之投入是否考虑周详，也应当不离开上述大历史的一种场面。这也就是说军事无法脱离政治。

今日时过境迁，我们可以简概地说出，1937年中国之对日抗战不仅物质条件欠缺，而且组织的能力也不够。县以下既是无数村落间的小单位，除了几个通商口岸之外，县以上应有的现代机构一般也都不存在。民间既如是，军队与官衙的行动与运转必受其影响。所以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派黄郛和何应钦与日本交涉，总是提倡忍辱负重。战事一开，他又将一切谨慎，掷诸化外，而以士气人心代替组织与效率。其不惜牺牲，有如将原来储备下士官的教导总队一体投入战场，事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必死（而教导总队的死事也极惨烈）。此时他可能过度受日本教育之影响，也可能估计错误，但是他的目的，将一个局部的战争（日本人的着眼）拖成一个全面的抗战，使无人可以规避，并且终拖成一个国际战事的目的却已达到，中国也赖此得到最后胜利。凡此都不是军事教科书之所叙及。

蒋介石很可能有军事天才的优越感，他也很可能自具创造奇迹的信心，这些情形要待替他作传记的人仔细分析解剖。我从研究大历史的立场却要指出他之干预部下分内之事，半属当日环境之产物。国军一个最大的缺陷，不仅是素质低，而且是素质不齐。对很多将领讲，抗战是人生的一大冒险，功名固可以成一旦夕，祸害也可以生于俄顷。后面的预备队可能突然失踪，侧翼的友军可能不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现，部队的建制不同，补给也有参差，部队长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响到战时的协同，一到军法审判，军法官只在逻辑上替责任问题销案，很少顾及内在的公平。这很多问题统帅都不能一一解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又如何掌握统帅权？于是蒋介石只能强调人身政治。他除了组织各种干部训练班，经常自己出面之外，又始终不放弃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的职位。团长级以上的人员之任命，也经过他亲自召见圈定。这种“亲庶政”的作风是他个人的性格？还是由于环境使然，让他愈做愈深？这也待参考文件不断的出现，由专家考证。我在这里可以确切断言的正是他的越级指挥，也还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他之令第十军方先觉死守衡阳，以后方被俘，然后逃回，仍得到蒋的袒护支持，即是此作风的表现。

在抗战以前，蒋之人身政治已经给他造成了一种无从替代的局面，所以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可算作他的死对头，仍主张不加损害仍让他主持全国的大局，有如张学良将军《忏悔录》所云。

从以上各种迹象看来，他对张学良和孙立人两案的处理，旨在保存这统帅权及其逻辑上之完整，因为“兵谏”一事最为他之体系所忌惧。蒋介石也许有缺点，但是小器量，意存报复却始终不是他的性格。这一点历史上已留下多则例证，有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又有如他战后之对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纵掌握黄埔嫡系，军法威权，和特务政治也难能做中国之领导人达半个世纪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闹翻之后，他仍邀请史茶会道别，并且解释他们两人之无法和衷共济，并非个人恩怨，也见于《史迪威文件》。他提议赠史青天白日勋章则被史拒绝，其后他命名雷多公路为史迪威公路，则史引以为荣。

提到蒋介石，一般中外作家尚有通常忽略之一点：他是一个宗教观念极浓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