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2/6页)
这情形也需要相当的解释:十四师的前身为教导第三师,并非等闲。即在1941年,现在的十四师还在某些方面表现着当日情调。譬如说德国式的钢盔,捷克制造的轻机关枪,已在国军里算是出类拔萃了。而且有些特殊之装具,例如德国式的番布块,可以披在肩上为雨衣,也可以各块集结起来,上面都有纽扣与扣眼,连缀之则为营帐。军毯与蚊帐也曾一度准备齐全,至少痕迹俱在。可是在滇南时很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荒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其原因确如沈特务长所说,当初全师普遍的现代化,符合在长江下游有轮船火车作交通工具的景况。后来一脱离铁道线,千里徒步行军,又无适当的休养和医药卫生的设备,各人首先第一的顾虑,乃是本身的生命安全,次之则是枪械弹药。其他的物品已在多少情形之下无从认账了,乱丢乱甩的情形也所在有之。现在之所存,已不及当初之十一。
要不是我自己也曾沾上了一段在云南烟瘴区徒步来往的经验,我还不会相信以抗战后期国军物资之匮乏,士兵竟可以将装备抛弃。1941年的春天,我和李承露、田海男到柳州师部留守处报到的时候,听说十四师又已继续向西挺进,从富宁接近文山与马关之间。从地图上一看,新驻地已和滇越铁道线近接。我们既错过了参与后续部队由广西向滇南行军的机缘,不如搭汽车由柳州经金城江北行至贵阳,更折向西经昆明而乘滇越铁路南下寻找师部。其情形有如在一个菱形四边形上,不走底边直线,而以一个U字倒置之方式走上端的三边,以避免蛮荒山地步行之苦。
其实两者之利害,也只有半斤与八两的区别,首先企图在黔桂公路和滇黔公路上要揩油坐不付费的汽车(hitch hike)也是难于上青天。当时我们三人就要拆散伙伴,按机会而行,在半途上再图相聚。后来一到贵阳与昆明之间的南盘江,公路上惟一的吊桥在我们来临前三日被日本飞机炸毁。以我们全部后方的能力,无法抢修此桥。临时的办法,乃是开下坡的道路,让两岸的汽车卡车一直驶到河床低处,在该处搭平底船之浮桥(pontoon bridge)暂渡。可是也仍怕敌机轰炸和侦察,所以每晚黄昏之后搭浮桥,员工辛苦忙碌好几个钟头,到夜晚桥成,两岸的汽车徐徐下坡,每次轮流对开三十辆或五十辆,一夜罄其量也不过对开每方二百辆,而天已黎明,煤气灯熄灭,浮桥拆散,成桥之船只也撑划到上下游树荫下疏散,而这时两岸山坡上集结的军用民用车辆各千余,要待上好几天才有过渡的机会。
经过这样的折磨,我们生平第一次尝到绝粮的经验。一时饥肠辘辘,闻到人家在公路旁边所煮饭不胜其香。一到昆明,乃由海男用他父亲的名义向人求缘化募,才解决了吃饭问题。起先在地图上一个倒写U字,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而我们行路难的经验,方正在开始。
从昆明向南的铁道只通到碧色寨。南到国界线还有徒步三日至五日之行程,所有路基、桥梁、山洞都因防备敌军入侵全部破坏,我们找到了村庄里一家空着的楼房,就展开自己的油布棉被在楼板上搭地铺,也没有适当的衙门和问讯处可以打听消息。到第二天上午总算运气好,在街上遇到好几位军官军士,他们的袖章带橘红色,上有“还我河山”四字,于是我们才知道十四师的“同志”已近在咫尺。往前打听,才知道师部现驻平坝,尚有三日之行程。这些同志乃是奉师部命令,接运军中所需之食盐。这盐由滇西南之井水煎成,以两尺半的直径、八至九寸的厚度塑成像轮胎样的盐巴,下用草绳托束,摆在骡马的木制鞍驮之上,每驮两个,左右均衡的对称。我们和带队的中尉排长接洽,希望和他们一同去师部,沿途也吃他们所煮米饭,由我们照数付费这一切都无问题。只是我们三人都有一包随身行李,内盛棉被和鞋袜及换洗衣服,另需一匹驴子驮载,也需要“老大哥”中尉排长的周济,只是还不知如何启齿,只先向当中的一个军士探询可否。
可是迎头就遇到他的一盆冷水。
“分一匹驴子给你们?天老爷,那他如何会肯?”
原来所有的驴子,全系在村庄里征发而来,也经过当地保长甲长的指派,必要时还是由我们同志老大哥派遣枪兵到场威逼,好容易聚到二十八匹,刚好应付所要运送的盐巴和食米。他们官兵的行李,则只有每人一张毛毯或一张油布,已铺盖在待运盐巴之上,当作防雨之用。被征的农户,也派上六七个人和这驮马队同行,以照顾自己及邻舍的驴子,还负责回途的各归原主。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费了多少时日,才组成如是的一个队伍。这时候要他们抽让一匹驴子给我们用,不待明言,也自知不近情理、不合分寸了。
于是摆在眼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将行李展开,折肩扛摆在自己身上。我们虽然在军校受过全副武装行军的训练,只是看到滇南山地,不能自信仍然可以在此间同样的施展如此之伎俩。另外的办法则是将所有行李一并抛弃,徒手而行。可是弄到自身孑无一物,也令人踟蹰,首先就不能想象今夜如何得以成眠。
正在彷徨不知所措之际,给我们泼冷水的军士突然来临,他告诉我们李排长已替我们找到了一匹驴子,他要我们赶快到村前茶馆去,他们的驮队快要出发了。
我们看到这驴子的时候,也不知心头是何滋味,是惊喜,是失望,还是诧异?第一,这驴子的背脊,还不及我们腰部之高。第二,当我们把行李摆在驴背上的时候,它能否有力驮载其重量不说,起先它的四只脚就好像不能平衡,一直要挣扎两三步才能站得平稳,它没有当场倒下去也是万幸了。第三,这匹驴子不由其他农夫看顾,赶驴的不止一人,而是一个老头子和一个小孩子,他们也不照顾其他的牲口。
以后想来,这驴子可能尚未成年,平时只在村里近距离担载轻物。赶驴的人好像祖孙二人。他们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们无法猜及,多年之后,这问题尚在我忆臆之中。只是很显明的,他们不应当被征派而被强迫拖来。本来运盐的李排长也可以打发他们回去。不巧适值三个军官候补生要到师部报到,因此这祖孙二人和他们四肢像牙签的牲口,也只好勉为其难和着我们一同为抗战服务了。
刚一上道,我们五个人和一匹驹驴就开始落伍,这老头子也不断地叹气。起先我们还从山底看到驮运队在山腹的树林里或隐或显,后来整个行程之中就只有我们这一小队,单独在后蠕蠕而行。有时行程进入一段溪流之中,整个道路就不见了。各人只好涉足于河床之内步行好几百尺,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可以重新接上对岸的道路。我们几次三番寻找之余,才发觉灌木丛中带有盐花的痕迹,必是驮运队经行之处。如是支吾到天黑,才在一个山顶上找到了驮马队的宿营地,乃是一所庙宇。吃过饭后我们埋头就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才发觉赶驴的老头子和小孩子已在半夜时分带着他们的驴子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