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公诲我，我负费公（第2/4页）

可是东亚研究所的安排如此，因是也不知道是他使我的写作徒增障碍，还是我使他的生活由简单变为复杂。我听到他在接过我的电话后叹气，也无从断定我给他的麻烦是否超过他给我的烦恼。我曾向费公建议明代财政史不属于经济史，因为当日的财政税收不按现代经济的原则。言外之意，若是要找另外一个评论者，也要从汉学里有根底的人中另觅高明。这样的建议，又等于由一个外来的人干预哈佛大学的行政，也使费正清所长无从接受。而最重要的，我的文稿也确实表现我的弱点，跨地过广固然是资料使然，但是我的陈叙缺乏严谨的组织也是事实，读来总是不顺口，要是我没有这些弱点，还可以指望费公的袒护了。

1970年8月，我陷于生活里一段危机之中。纽普兹学校听说我得到研究费，“不久即有专书在哈佛大学出版”，已提议给我升级为正教授，而这时候东亚研究所给我的一万元花费将半，九个月的时间也耗用了三分之一，而拟定所著书尚无头绪。哈佛的专家尚且建议我放弃笼括明代财政税收的想法，专注重于官僚组织之作风。他的着眼不是完全无理，但是他忽视了我已搜集的材料和准备的工作（例如全明朝八十九个户部尚书的传记）以及另开门面的工程浩大。

此外我更有一段切身的困难。我们租住奥浦兰路（Upland Road）的房屋只及于暑假的三个月，9月将届，房东回府。我在其他各处寻觅的房舍，因值哈佛开学的正常季节，所索租金非我的生活费内可能从容支付，并且合同统为全学年无一例外。我在东亚研究所的临时位置，只及于夏季和秋季学期。预定明春我仍须回纽普兹授课。在纽普兹所租公寓房间也不便放弃，倘放弃则明春寻觅栖身之地也更为不易，况且内中的家具也无法安置。8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我又去见费公。这次我没有去他的办公室，只待候他中午去餐厅进餐时在走廊上拦截他。即是今日我回忆至此仍然感到当时的尴尬。我申请研究费已经表示写书发表胸有成竹，不意到剑桥后不能兑现，既生枝节，又有支吾争论，现在工作尚无头绪，更要请他对生活问题通融照顾，不免忸怩。

我问他是否可以让我将家眷送回纽普兹，以后我的研究工作一半在家中做，每两星期后来东亚研究所住留两星期，以便引用图书馆并且和他接触。他的淡蓝色眼睛对我看着约半分钟，可见得这问题也仍须考虑。可是他一经思量就很快的答复：“这有道理（It makes sense），你写一封信给我，将你的建议放在纸上。”

费正清在麦卡锡整肃左派人物期间受威胁，而即在经理哈佛东亚研究所的时候也要顾及各方面的倾轧。学人虽属自治团体，可是里面的争吵不休，中外一样。费公也亲自告诉我他的处境艰难，所以凡事都空口无凭，有书为证，确有必要的顾虑，至此我也更体念到我提出回家工作的要求时，他迟疑了一会之由来。以后我再回想到当时情节，仍免不了愧疚交并。

三天之后，我的申请得到他的批示。他信上说，这事向无先例，可是只要我的工作因此安排而有效率，他就想不出有何原因不予同意。因为颁发研究费的目的只在促成我的工作，使我能早日成书。

自此之后我于9月中，10月中，11月中和12月圣诞前夕都去过麻省剑桥，每次交稿卷一章，1971年正月之后，纽普兹已开学，我的最后两章书稿用挂号寄去。我的允诺每次到哈佛居留两星期的条件并没有完全做到。只有第一次住了十天，以后我看到无人对我来去存意，也就将时间缩短以节省旅费，增加工作的时间。这多次的来去也没有惊动费公，只有11月中的一次他留言他的秘书，叫我参加他当晚家中茶会，那种集会纯系社交联谊性质，我难得如此轻松的机会，所以当场彼此都没有提及文稿一事。我最后将稿寄去时，则知他已去南美洲。

为什么我回纽普兹之后突然秃笔生花，写下来的各章也有体系，以前的结构问题都不存在，以致出版后获得一致的好评？这决不是此地山水钟秀。原来我在8月间的一天，危机的成分尚未解除之际，心内焦急如坐针毡，只好放弃一切写作在街中信步走去。穿过波林士顿街的宿舍区之后即转入纪念驰道（Memorial Drive）循着查理河东行，更因为内心的逼迫，只是越走越快，未顾得街上情景，也忘记了路之远近。及至陈家餐馆（Joyce Chen）已是汗流浃背。在餐馆里既喝热茶又灌冰水，更因着室内冷气一身清凉，也不知灵感如何产生，只是此时此刻之后，对于写中国历史已经启发了新的南针。大概这问题在脑内郁积已久，又感到逼迫，才有了今后的决心。

写中国历史，尤其对付传统中国，不应当先带批评态度，因为那样也有一种要求历史“应当如是发生”的成见，我们务必先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循着这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分科的办法只能在写出历史之轮廓构画已成之后引用，不能在以前引用。因为这些分科办法已是欧美社会业已现代化之后的产物。假使我们依靠它们作出发点，仍脱离不了历史“应当如是”衍进的窠臼！

例如以明朝治理财富的立场上讲，我们首一要务乃是树立这种离奇古怪的制度之本身逻辑，中国因为防洪救灾以及对付北方游牧民族诸般需要，在现代科技尚未展开之前，即已创造了一种中央集权的体制，此时骂它无益。我们务必想象此时统计尚弄不清楚，一项文书动辄就綦时一月才到京师，主政者如何能贯彻这中央集权的宗旨。其答案则是大致以保持现局为前提。对外隔绝，以避免其冲击的力量。不主张各地区的竞争，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以落后的单位为标准，不以最前进的部门为标准，因此才能保持内部的均一雷同。推而广之，以仪礼代替行政，用纪律代替法律，只要外间的形貌过得去，用不着考究实质上的功用。所以同一财政上的名辞，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代表不同的事物，财政单位也可以有收缩性或扩张性。此中好坏不说，总之这些原则综合起来也成系统。又因为以上诸般原则，并没有由前人明白道出，写历史的人最好先找到一件具体之情形（case history），从确实已经发生的情形，推论而为抽象之原则。

此后不仅《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根据这方针写出，而且我认为传统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一观念也因此而产生。以后写出的《万历十五年》更是整体的引用上述方案。骤然看来这是与费公治学的方法背道而驰。他重分析，我重叙述。可是在我执笔作书之前，脑内也必经过一重分析的阶段，不然我无从发现以上诸般原则，如果我写的历史能算有创造性的话，这也仍是因为他不肯随便通过我未成熟的作品，因此被激励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