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鸿爪（第2/3页）

我一生引为自豪的经历，乃是旅行中外从接近最高层的旅社和舟船舱房以及最低级之舱房全部尝试过。今日受人服侍，可是年轻时也曾服侍于人。现在看来，对经济之发展，不能以个人人身经验论断。比如说：二十五年前喷射机之航空旅行仍是中等以上阶级之特权，今日则日益普遍。羡富嫌贫乃人之常情。有时看到待开发国家群众携老扶幼提箱带箧而来，声音嘈杂了无秩序，不免厌恶。即此忘记了今日受有别人的印象，亦即是前日自己给别人高层阶级的印象。总而言之，刻下世界经济之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潮流，超越国界，不仅在每一个国家内刺激其社会阶层之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也引起全球人口作大规模的移动。保守界之人士虽欲抑止，已不可得。

今日英伦与二十年前之英伦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则是以前英属殖民地人民，成数的移民过来。他们与她们也参入了劳工队伍。有一天我们去超级食品商场（supermarket）看到收账员十余人，尽属有色人种，也代表着亚洲、非洲不同的国家。在剑桥则发现昔日贩普及食品之“油榨鱼块及番薯”（fish and chips）之小店，已归华人接收，改着以中式饭菜外销为业。看样子如是的情形不止一家。只是尚没有如美国之所在华人餐馆遍称湖南风味及四川风味之普遍。我们以前所租平房在“桑树别境”（Mulberry Close）。当时尚属新建，房主自住者有之，短期租赁与人者有之。大概都属于大学教职员及自由职业者，今日之住客则多属工人阶级，内中也有亚洲人，可是门首所停汽车则反较昔日为多，而附近昔日之一所平房的出处，今日已改建为摩登大厦，似乎比柏克旅社之成为波芙花园又胜一筹。

我们一提到英国就牵连不断地触及“阶级”这一观念，此乃历史使然。大家都知道克伦威尔是英国提倡民权的健将。可是他也说过：“这里必须有一个贵族（nobleman），一个地方绅士（gentleman），一个小地主（yeoman），和一个庄稼人（husbandman）。这是理之当然。”而且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大英帝国之称霸于世界，也靠社会上阶级森严纪律整肃为骨干。我们曾看到一营英军能由一个军士长（sergeant major）口令之下指挥操作，了无差错，叹为观止。其后面侧面社会组织及社会纪律使然也。即在十八年前我们初履足英伦时，旧日风尚仍不断表现于眼前。任服务性质工作者绝对循规有礼。接受服务者也必抑制盛气凌人之气概。虽不满意，亦只稍示颜色，而不能见诸言表。（不然何以被称为gentleman？）今日如此之礼尚已有显然之衰退。

举一个例，剑桥各学院之门房称porter，掌管进出，有管家（butler）之身份。一般衣服精致整齐，较大学教授及各学者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严格地督视内外，对后者却又站在从属地位。这一次我看到如此之门房，与一位访问学者口角。听口音，后者也是英国人。所争执的来由为学者所预定购买之《伦敦泰晤士报》因门房及值班交代贻误而未在报贩来时留下。这位学者不断地指责。门房即说：“我已经说sorry（对不起），但是我们不是职业的新闻纸发送者。”说时声色俱厉，毫无sorry态度。对方也更加追究，在指责之后又质问：“难道你们有错而不能改？”

此系小事，在其他各处恐怕是司空见惯。但是发生于有秩序及条理之英国，又出现于剑桥，就值得思量了。

社会上的变迁也影响到环境。伦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乃是很多幽静的住宅区。这样的住宅区分布于各处，各以其mews为基点发展。Mews译为马厩，可能过去为马厩，或预为指定作马厩之空地，所以地区宽旷。通常住宅不逾三层楼，环绕这空地建造，当中栽植树木，所以景色优美，气氛芳馥。加以各种店铺甚至邮政局都近在咫尺，有大城市各种方便而无其弊，多数美国电影明星退休后在此置宅，前述计程车穿梭而过的也多经由如是之住宅区。可是也因经济发达之故，近日人烟鼎盛，开临街餐馆的也愈多，质量上也有大不如前的观感。

是否各色情形都是今不如昔，都在每下愈况？这是一个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不容片面的答复。首先我们即须认清：今日旅游者所见到的伦敦虽说内中有不少的古迹，但是其中各种建筑，而尤以各种纪念碑像大部系前世纪及本世纪初年新添。有如跨伏尔加方场（Trafalgar square）之高柱系纪念纳尔逊，彼乃摧毁拿破仑海军之英雄。场中二人铜像纪念第一次大战时日德兰（Jutland）战役之海军将领Jellcoe，Beatty；又二人铜像纪念征服印度之陆军将领Napier，Havelock。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之寺院虽创于13世纪，其旁哥特式之英国议会则建于19世纪中期，前后经营三十余年。其钟塔称为“大本”（Big Ben）者则造于1858年。大英博物馆建于1847年，伦敦塔桥建于1894年。这大都会里的重要界标既如是，很多住宅区的设计兴建也大概同时。可是19世纪是大英帝国扬威世界之日，在对外关系近乎完全采取主动，当日米字国旗之下国富也空前膨胀，这种情形，可一而不可再。迄今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如是之行动自由。

即是前述社会组织与社会纪律也包含着一个时间因素，其侧面后面也带着若干不公平的成分。19世纪的英国法令森严，尚有妇女儿童偶犯偷窃小事被处吊刑的情节，至今读之不觉毛骨悚然。即迟至1973年我们寄寓于剑桥之日，当地有人被告引用业已用过的巴士车票，所规避的车费不过两毛左右，被判徒刑一年，以至舆论亦指责处罚过重。（欧洲很多国家内公共交通工具让乘客自动买票，自动在机器上截洞作废，查票员只不时抽查，惟近时如伦敦地铁已用电子机在出站收票时审查。）至于社会阶层则学校制度分为两途，儿童在十二岁即区分为白领（white collar）及蓝领（blue collar）。所以其秩序与条理并非平白产生，这些因素也都前后连贯。我们也可以想象大英帝国驰誉海外之日，其军民不是没有付出相当代价。

我们通常忽略一段事实：英国在二次大战之后经过一段剧烈的调整。因为既大规模地放弃海外属地，大部海外投资亦已化为流水，战时经济又待复员，曾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间几度徘徊，但始终未酿成政变，尤无武装冲突情事，也可见得其法治基础之巩固。英国经济也曾一度甚为瞠乎很多欧美国家之后，近二十年来开发北海油田，加入欧洲市场，才产生今日繁荣现象。可是刻下又感受日本之经济压力。这次在英伦所见，日制汽车仍极稀少，只是丰田及SONY之广告触目可见。最大之电子制造者ICL则即将被富士通财团收购，刻下大英博物馆之陈列亦由富士通津贴。所以瞻望情势，只能将大量之消费转为投资。保守党所主持之新税，实为人头税（poll tax）。骤看起来，即是劫贫济富，也受各界指责。我们在剑桥即看到人行道上粉笔大书DON'T PAY TOLL TAX字样。技术上新税也确与以上通货膨胀之作用相反，亦即要束紧腰带必须将全民一体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