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的那维亚（第2/3页）

丹麦农业基础较深、人口密度也较大，封建残余的因素迄至19世纪中期仍显著。她在1864年被普奥战败，丧失了在德国的领土（是为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奏）。当时割让的国土为王国五分之二，人口三分之一，未尝不创巨痛深，却也因祸得福。过去丹麦农产品以汉堡（Hamburg）为吞吐港，与大陆打成一片，从此才竭力经营哥本哈根。时值美国及俄国小麦倾销欧洲市场，丹麦人士即劝说农民大规模地将主食生产全面改为副食品生产，自此猪牛肉乳酪鸡蛋成为输出大宗，大麦及麦片则一般作饲养之用，甜菜制糖也普遍地展开。以上用合作社的方式主持，也充分利用国内水道的便利。时值西欧各国工业化，一般生活程度提高，丹麦就此做到分工合作的地步。剩余的人口除一部分向北美移民外，也参加城市内新工业的生产制造。农村劳力的来源既减少，地主不得不向农民让步。及至世纪末年全国经济已开始变型。

挪威在本世纪初期，充分得到水电展开之裨益。其他国家尚以煤为能源，此邦则因自然之赐无处不可以用水电改变生产方式，举凡木材与纸浆之广泛开采，农业生产技术之增进均受裨益。1905年之独立本因船业巨子作台柱而展开（其近因为挪威议会通过法案，本国船只不用联合王国之标帜，法案经瑞典国王否决），自是政府更向经济方面着眼。不十年而欧战爆发，船脚运费增至平日之八倍及九倍，挪威之水产及铜矿也被英德抢买。战时挪威人民不是没有经过各种苦痛，如物品价格昂贵，船舶又颇有牺牲——尤以德国使用无限制潜艇政策后为甚，船员死事者达二万人。另一方面商船之收入一项，已使该国由对外负债之地位成为债权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受损失，破坏的程度不深。一经复原即容易超过以前的进度。

以上各种有利因素瑞典也直接或间接地沾光。然则瑞典之铁矿自17世纪即已闻名内外，炼钢制船及机器工业本来一直有所改进，而两次世界大战，其他各国之破坏及战后复员更使其工矿得到突飞猛进的机会。与其他两国相比，瑞典城市人口之增加又更显著。（可是近数十年三国也由外输入大量石油，1973年油价陡涨已受影响。近日因中东危机，油价又提高，也难置身事外。）

这三个国家之社会主义政策，看来也属情理之当然。本来产业革命后起的国家，其服务性质之事业更要由政府主持。要避免先进国家的覆辙，各种福利政策又不可少，即在俾斯麦时已有成例在先。瑞典挪威与丹麦公共事业国营，很多水电交通事业由市政府独占的原则，即在社会党登场之前已为保守派及自由派人土承认。以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原来也遵循马克思的传统，可是已早放弃阶级斗争的方针，也靠与其他党派合作，才能取得多数。

旅游的事业也占这三个国家收入中的重要部分。无意中，三个国家在招待游客间表示了不同的性格。挪威好户外生活，强调征服自然的勇气。滑雪山坡上国王的铜像显示他牵着狗散步，气度爽落。现在的国王奥拉夫第五（Olaf V）现年八十七，是三个国家中较有实权的王者，他年轻时曾参加滑雪竞赛。奥斯陆的博物馆除了陈列维京的高头船外，也陈列了探险北极的船只和第二次大战期间两个挪威人冒险渡海参加在英武装部队的舢板，全长不过十余尺，毫无特别装备，又有冒险家拟横渡太平洋及大西洋之草筏，即是威格兰公园（Vigeland Park）的雕像六百余尊，全部裸体也以户外作主题。丹麦显示着她的封建传统。王宫前的卫队换班仍吸引游客的兴趣，有如伦敦之白金汉宫，希勒洛（Hillerod）的碉堡内至今还有丹麦王室为主体的武士团成员之名位，即当今暹罗国王及现任日本天皇明仁亦赫然在内。（实际上不过由国王授予各人勋章。）而现今之丹麦女王玛格丽特第二（Margarethe Ⅱ）则系一个毫不矜夸的人物，衣饰有如家庭主妇。瑞典注重长久之过去，王宫陈列着传国珍宝。相去不远之寺院埋藏着多数该国君主，包括前述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值得一提的是前任瑞典国王，当今国王之祖父戈斯塔勿司第六，为有名的学者，曾参加中国的考古工作，至今斯德哥尔摩仍有东方博物馆，传统上瑞典学界对汉学颇感兴趣。

我们看到这几个国家田园修饰，所至之各处餐厅整洁无瑕，人民也守法有礼，无一夫一妇衣服褴褛，也未见任何儿童无人管教流落街头，无法不感觉敬羡。可是参照书本，也知道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都有不同的遭遇，其他国家无从全部仿效，况且一百年前三国之君臣也断想不到今日之景况。在技术方面产业落后的国家只能参照中外情势，由旧式农业管理的方式，进至商业的条理管制。至于进展到何程度则无法勉强苛求。物质条件是组织的资料，却不是立国之宗旨。它可以从旁使人民的生活更为充裕而有意义，却不能单独地代表这种意义，尤其不能代替全体的人民。挪威1905年的独立运动之另一动机即系其领袖看到对外移民过多，希望增强民族国家的自尊心。

那么，什么是人生的真意义？这问题便是我们在奥斯陆峡湾的岛屿上所产生的感想了。今日很少人提及的希特勒曾试作歌剧，叙述日耳曼民族尚是初民“邪教”时受基督教徒传教的情节。可是作传者没有详述剧本内容。我们知道的则是他认为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的日耳曼民族（当然包括瑞、丹、挪人民在内）最有创造精神也最有出息，应较其他人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这观念一经他提倡，就索性贯彻到底，甚至在他眼里贪婪丑陋的人种亦不妨将之斩尽杀绝。这样，他就完成了一生的使命。

也有人认为生活没有真切的意义，即使有，我们也无法知悉。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即强调人类的知识不外从感觉（sensation）所获得，所以无法证实其真实性。有人提及全能的上帝创造完满的宇宙。休谟即反问，我们如何保证这不是一个“婴孩上帝”，初出茅庐地制造宇宙，结果是一团污糟，既不合理亦多费材料，以致他自己不堪回首，只好任之弃之？我们看到冰河遗下的痕迹，想到古生代的巨象，也甚可作这样的怀疑。

地理上的因素是推动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在多少场合中有决定性的影响。现在很多历史家相信斯堪的那维亚的森林繁殖过甚，才引起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在其过程中也促进现代民族国家之成长，甚至影响到资本主义之展开。例如威尼斯人即为逃斯堪的那维亚的哥特族人（Goths）的侵犯，避难斯岛，发现无土可耕，无纤维可织，才锐意经商，既兼鱼盐之利，也以商法为民法，造成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也指出：威尼斯存积的资本，透过荷兰，而输入于英而美，促成该国家之成长。东亚大陆的情形则因戈壁瀚海，寸草不生，其周边也不能供应多量人口，一遇干旱，匈奴突厥就大举南侵，近千年来更有契丹女真，除了保持游牧民族的大量骑兵之外又控制一部分农业人口，更为患中原。针对这样的威胁，才有中国传统体制之绵延不断。中国的官僚政治初期早熟，在技术成长之前即强行中央集权，以至官僚集团之逻辑驾凌于实情和数目字之上，其阻碍现代化之情形，我已在各处指出。只是在欧美科技展开之前，也曾在体制上和文物上展现过光辉，总之也是出于生存之需要，当中联系着一个时间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