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群众：组织与改造（第2/3页）

可以证明苏区组织严密的具体事例不胜枚举，当时报刊记载苏区查验路条的情况：

有一天早晨，我在离于都城不远的麻油坑地方经过。那时天色才黎明不久，路上行人还很稀少……突然，尖锐的问话传来：“同志，有路条么？”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青年女同志。我回答她：“我没有路条。”“你没有路条，不准通过；我们要把你扣留起来，送到乡苏去。”她一面说，一面前来检查我。……最后我把介绍信给她看，因为她不认得字，连忙叫男同志来看，一个同志看了还不算，再给第二个同志看，证实了才准我通行。[248]

总的来看，这一套控制体系设计非常严密，国民党方面相关调查谈道：“边匪地方，以五里一哨，中心区域，则十里一哨。对于盘查，十分认真，如无匪区县政府之路条，则行扣留。凡是群众行动，必须有高级军事机关护照，方能通行，并于每月终，由县军事部派人检查各区步哨一次，各区军事部，每十天须派员检查一次。”[249]“民众之往来均须有路票始能出入，管束极为严密。若开民众大会即由代表率领前去。”[250]

当然，习久成疲，苏区步哨虚应故事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我于3月6号，由博生到太雷做突击工作，经过一百余里的路途，不曾见有一个步哨，最后我由太雷县委于10号出发经日车，到龙岗区的一乡，才见一个步哨。这个同志在店内问：“同志有介绍信么？”我即答复：“没有。”他说：“没有过不得。”我不去管他，他就坐在凳上，再也不问我了。我走过以后，我到回去问他：“同志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答：“放哨呵。”[251]

有意思的是，当时国民党方面材料对中共组织严密度的估计甚至要高于中共本身，这一方面是对对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缺陷的明确认知；而对中共而言，承认并努力发现自身的不足，正是其继续改进、提高自身的重要动力。

作为权力结构深入乡村、社会动员能力空前强大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有能力在社会救济方面发挥比传统社会更多的作用。苏区专门成立互济会，负责展开互助救济，乡设委员会，村有负责工作的主任，下再分小组，互济会成员包括大部分苏区民众，每人每月交会费一个铜板。毛泽东在兴国长冈乡的调查记载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社会救济状况：

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今年有过二次。一次是七十多个信丰难民到兴国城（榔木乡时），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数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

（三）乡里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今春一家失火，烧了一间半屋，捐了六串多钱给他。

（四）救济饥荒。今夏榔木乡有三四个人饿饭（过去乞丐，现还很穷），请求区互济会发钱发米救济，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发了三四次。[252]

这些救济活动虽然琐碎，但对患难中的乡民意义却非同一般，有助于增进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不过，作为群众性组织，互济会的活动也有尴尬之处，一方面，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253]另一方面，当互济会真正发挥作用时，由于其和民众利益息息相关，又发生“苏维埃召集群众会议而群众不到会，互济会召集会议则多数群众到会”的情形，导致地方苏维埃政权“简单的将互济支部取消”。无论哪种情况，最终的结果都导致互济会空心化，使其“组织上失掉一个下层系统，一切工作都陷于停顿状态，同时上层机关庞大，找不到实际工作去干，成为机关运动的形式”。[254]以致有些地区互济会“对于救济工作根本没有做到，因此，群众对互济会的经费由怀疑而发生不满，甚至说互济会是捐税机关”。[255]更有一些地区互济会出现侵吞现象：

募捐手续，不能用宣传鼓动方式，仅采取摊派式的要群众照数缴钱的办法，而收入支出之数，又不能按月公开宣布，其中浪费、滥用、舞弊都在所难免。兹仅据修水一县的互济总会报告，自去年七月至今年十月共收入银洋八千六百四十多元，其中用在救济事业方面的只有一千七百多元，用在伙食、零用、办公、长驻救护队等方面的，达到一千九百多元，此外是县委挪用一千多元，县苏挪用三千多元，尤其是私人挪用一百五十多元，竟有半数（七十多元）无从收回的。[256]

可以看出，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间还有一段距离。

对苏区内部一些游离力量的改造、重组是完善社会组织的重要任务。闽赣两省游民众多，据1930年苏区有关文件的分析，游民无产者包括多种从事“不正当职业”者，具体有：盗贼、娼妓、兵痞、戏子、差人、赌棍、乞丐、人贩子、巫婆等。对这些人，中共采取改造为主方针，相当一批游民在苏维埃革命中分得了土地，生活习俗得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有的还进入苏维埃政权。如兴国永丰区共有游民90多人，他们在革命中得到很多利益，因此，“一般都是欢迎革命，不但没有一个反革命的，并且有十个参加区乡政府的指导工作，一个当了游击队的指挥员”。[257]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流民都顺利地接受了改造，苏区时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会匪问题就颇让人伤神。闽赣两省会党、土匪活动频繁，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及闽西会党组织和土匪尤为活跃。据中共方面估计，闽西各地游民“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258]比例相当惊人。这些游民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和土匪难以分开。赣南、闽西山高林深，宗族组织强盛，这些都便利于土匪成形，民国以来中央权威混乱、地方控制软弱，又为土匪大规模孳生提供了条件，所以，民国年间，这里土匪活动一直旺盛。地方政府常常抱怨对土匪“地广山多，林深将密，包围搜捕，两穷于术。”[259]

按照中共在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理解，会党属于游民无产者的一部分，因此在早期的暴动中，发动会党参加是暴动的重要一环，中共文件指示：“应特别注意两点：一、我们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们来帮助，而是要他们与农民一样为暴动的主体；二、我们联络会匪要拉住群众，不要仅拉他们的领袖。”[260]国民党方面观察：“江西为洪江会策源地，八十一县，几无一县不有洪会机关……赤匪知之，遂利用洪匪为内奸，标语欢迎洪家兄弟，互相勾结，与匪打成一片。凡赤卫军梭标队皆以洪江会匪充之。盖今日之所谓农匪，无一不是洪江会匪也。”[261]蒋介石也曾要求各地对“会匪曾扰害人民或勾通赤匪查有确实证据者，并仰按名拿案，尽法查办，以资儆惕。其有确被裹胁或盲从附和者，得勒令缴出票布，从宽免究，予以自新。务期境内永无洪会之非法团体与洪会之匪徒”。[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