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红军：堡垒的坚强核心（第2/8页）

（三）早晚点名讲话与呼口〈号〉，则例每日士兵生活批评或对于明日行动之煽动宣传等。

（四）在一次游〈击〉工作，一次战斗，一次行动，经过以后的批评，要详细向士兵讲出来。

（五）军队里举行识〈字〉行动，简易的办法就是要士兵认红军的标语，认得一个标语即将此标语包含的意义策略告诉他。[286]

这些措施着眼于提高官兵政治思想水平，顾虑周到、设计细致，无怪乎周恩来主持的《军事通讯》在刊载陈毅的报告时加编者按说：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给供开支的原则（官兵夫经济平等，开支能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红军利用各种条件加强政治教育。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墙报平均三天能够出版一次，投稿人数最多的有八十多人，最少的也有五十多人投稿”。[287]红军每个连队都设置列宁室，作为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的场所，曾经和红军一同行军的外国传教士写道：“每到一地，不管时间长短，‘列宁室’是必建的。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8根竹竿或树杆做柱，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做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看书学习或集体活动的地方了。”[288]通过这些持续不断的宣传教育，使红军成为和中国历史上其他军队有很大不同的一支武装。天津《益世报》报道中总结了红军的三个优点：

一、官长兵士均有政治意识，故能严明军纪，指挥如意，尝以镜窥其阵线，见彼等虽在战壕中，亦时有开会演说之模样，可知军事政治化之运动，虽在战时，亦不放松；二、注意宣传，该匪军近水楼台，日受麻醉宣传，固无论矣，唯彼且将各种标语或用纸印，随风飘送，或书木片，顺水漂出，以图赤化良善军民，影响不少；三、应战沉着，彼匪若取守势，无论国军如何攻击，均不轻易还击，以致难窥虚实。[289]

上述三点准确道出了红军组织纪律的严明及对宣传教育的重视。这些教育，使红军官兵了解他们的使命、目标及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其自觉遵守纪律，保持与群众的良好关系。同时，红军建立严密的监督体制，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保证纪律的有效贯彻。当年红军的日记中记有纪律检查的实际状况：

各单位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部队离开广昌的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到新安宿营后进行了评比：军团政治部第一，司令部第二，供给部第三，惟军团部的警卫连、侦察连做得不好，大多住户的水缸没挑满，房前屋后的垃圾也没清除。供给部各科的住地本来打扫得很干净，给老百姓的水缸也挑满了水，但发现运输队有人买老百姓的鸡蛋价钱不公平，有一个队把老百姓扁担损坏了没赔偿，有的铺草没捆好送到原地，门板送错了也不问。这些问题反映了民夫们还不习惯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90]

严格的纪律要求不仅针对红军，甚至及于随军的民夫，其严厉程度不由得让人惊叹。对此，蒋介石不得不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291]

良好的宣传教育及思想政治工作不仅造就了红军严密的组织、良好的群众关系，更重要的，对于一支武装力量而言，还使其获得了坚强的战斗力。在与拥有资源、给养、人员、武器等多方面的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的较量中，红军屡屡以弱胜强，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

当然，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那样，红军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马平川，其间难免有曲折、坎坷，如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后，红军发展就出现一些波折。

应该说，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苏区，对红军的影响也有正反两方面。积极方面，毛泽东曾总结出五点：

（一）成分提高了，实现了工农劳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权利，而坚决驱逐那些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靠的指挥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色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四）军事技术提高了，现在的红军虽然还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采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练习，然而一般的军事技术，是比过去时期大大进步了。（五）编制改变了，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292]

毛泽东这一总结是1934年代表临时中央政府所作，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但大体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实况，不能认为完全是言不由衷之词；而就消极方面言，1940年代中期撰写的《在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对此有所论列：“在军民关系上取消了红军作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只赋予红军以单纯的作战任务。在动员参战工作上，不懂得培养和爱惜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供长期战争的适当调用，而是用的竭泽而渔的办法，在两年之内便把苏区的力量弄到枯竭的地步，迫使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去另寻生路。”[293]这一论述触及问题的某些症结，是中共善于自我批评、力求上进的体现。不过，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苏区力量枯竭的责任不能仅仅算到中共自己头上，苏区本身资源的困乏、国民党方面的封锁与逼迫事实上更是肇祸元戎，中共中央指导上的问题只是在内外环境不利的背景下才被放大，进而一定程度上动摇到中央苏区党、政权、红军的坚强基础。从我们将要面对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进程看，当时苏区某种程度上的“师老兵疲”，既不仅仅是中共本身的问题，也非突然凭空而降，实为苏区在内外挤迫下遭遇困境的集中体现。

[1] 《赣西南会议记录（1930年10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628页。

[2] 转见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 《民国时期会昌的国民党等党团组织概况》，《会昌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会昌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印，1989，第53页。

[4]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