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五次反“围剿”：中共绝境求生（第2/3页）
游击战在各级、各地的有关指示中多次被提及。早在1933年8月，中共中央在致红四方面军信中指出“极大的注意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游击区域，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18]中共领导人博古在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也不忘强调：
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目的的配合红军作战，尤其没有在敌人的后方侧面发动新的游击区域，使敌人在四面受敌的形势中。譬如说，在北方战线上东黄陂战役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丰城东乡一带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那我们的胜利，不定更要比现在大得多。[19]
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20]同月，中共粤赣省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强调在粤赣省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同时批评各地不重视游击战争的倾向：“分兵把口还是普遍的存在着（在寻安信）。因此，更不能抓紧许多便利的条件，灵活的、广泛的在敌人侧后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21]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22]4月，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指示各地、各级党和苏维埃，“我们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23]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发表的社论也指出：“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24]
值得注意的是，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有着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道，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25]本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打破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主要办法应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26]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27]
不过，共产国际、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应，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出动兵力较第四次“围剿”几乎翻了一番，直接参战兵力达到5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红军总兵力增加不多，仅10万余人，[28]在兵力上“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29]。人数、武器装备和补给的绝对优势，使国民党军事实上可以主控战场。因此，当他们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30]时，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道：“至于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31]而且，林彪还进一步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32]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作了系统批评的遵义会议有关文件虽然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但也清醒看到：“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33]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电报中就已经谈道：“总的说来，我们不能采取诱敌深入到苏区然后将其消灭的战术，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苏区还是太小了。”[34]所谓苏区太小了，当然不是说他们会无视相比前几次反“围剿”，苏区正在壮大的事实，而是基于其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判断，即共产国际代表所说的：
我们的地区太小，不能遵循将敌人较大部队拖入陷阱的战术。我们应尽可能地进行大的战斗，或者在我们地区外围，或者在敌占区。由于敌人切割了我们的地区，控制着交通线和重要城市，我们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将防御工事和基地向纵深推进。况且，如果敌人暂时占领我们的地区，他们在离开时会把它洗劫一空。在物质方面，这会削弱我们作战的能力，而在道义方面，我们离开团结一致的苏区，使之完全失去防御能力，就会损害农民对我们的信任。[35]
另外，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滕代远明确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36]同样，湘赣红军在初期作战中遵照外线作战的原则向萍乡、宁冈等地的出击，也因该地“碉堡纵横，是湘军重兵驻屯的纵深地区，战场狭小，运动战机会很少”[37]而遭失败。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红军很难觅到战机，运动战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做有工事的敌人”，[38]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39]可见，当时红军坚持其一贯的运动战原则确实遭遇到从未有过的困难。远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之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及其军事顾问已经对困难予以充分注意，他们对困难的高度估计甚至导致其对国际方面的指示也并不认同，直指其会“助长错误的倾向”。[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