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与民主之间：英国混合宪制的没落与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第4/4页）

贵族在两次大战和战后都是最大的输家。他们不仅在一战中身先士卒，丧失了大部分精英，而且承受了最重的战争和社会福利开支。根据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标准，阿斯奎斯内阁的所得税已经无异于抢劫；战后这种（针对富人的）歧视性税收又增加了三倍。1941年，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将所得税税率提高到破天荒的97.5%。[14]无须工党（他们在图解历史中独占了贵族杀手的角色）上台，混合宪制已经所剩无几。

众所周知，英格兰混合宪制的核心就在于各等级分享权力。贵族长期居于宪制的核心地位，一再成功地抵制了君主扩张权力的企图；这是英国历史路径有异于欧洲大陆、更不用说东方的主要原因。英格兰之所以成为“宪政之母”，秘密就在这里。美国国父们和十九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反对“一切权力归下议院”，原因也在这里。不过，布莱尔工党政府已经在1999年完成了针对上议院的最后打击。此后，联合王国混合宪制的成分已经所剩无几；跟女王陛下一样，主要作为象征而存在。在宪法意义上，二十一世纪的英国可以视为单一人民主权的国家。只有到这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差别才真正消失。

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最喜欢嘲笑法郎。相对于英镑的二百年坚挺，法兰西列王和共和国的通货膨胀纪录最直观地证明了英格兰宪制的优越性。英镑坚挺是纳税人——有产阶级切实行使宪法权利的证明。法郎软弱是吏治国家滥用权力（等于公共开支失控）的自然表现。无论开支理由在于战争还是福利，绝对权力来自君主还是人民，财政保守主义的失败就是宪政的失败。从这种意义上讲，一战后的西方世界已经步入宪政退化时期。二战和冷战大体上加剧了这种趋势，凯恩斯主义或其他名义的扩张型财政只是宪制退化的经济症状而已。在极端情况下，拉美共和制的工资-物价螺旋升级导致一年百分之数千的通货膨胀。英国即使在卡拉汉政府的灾难时期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她仍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这条路的终点是拉丁式吏治国家：日益庞大的行政官吏集团为自己的利益治理国家。国会日益退化为歌舞伎表演，只能对官吏制定的一揽子立法行使“完全批准或完全拒绝”（后者意味着提前大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与官吏的关系酷似十九世纪国王与国会的关系：前者仍然享有一切理论上的权力；但由于长期疏离于政务，已经不敢冒险否决后者（实际施政者）提出的任何计划。

埃及人、波斯人以及所有东方人对吏治国家都不陌生。东方帝国一贯的财政方略就是不断降低的货币成色和劳动密集型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东方各国经济倾向于退化为以物易物的前货币经济，政治易受希腊人、罗马人和欧洲人的奴役，肇因于此。罗马在帝制晚期也表现出同样的症状，最后的元老甚至将“哀叹东方专制的腐化”变成了例行公事的修辞格式。他们在议论和缅怀中迁延时日，直到蛮族破关阑入。这时，勇士产生君主，战利品产生财产，战士共同体产生政治共同体，首领、长老和战士自动变形为国王、贵族和国民，历史重新启动。

[1]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谢利·洛克伍德编，袁瑜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3-164页。

[2]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谢利·洛克伍德编，袁瑜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88页。

[3] 爱德华·科克：《法律总论》（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卷一81a。

[4] David Hume ,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15.

[5] David Hume ,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15.

[6]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页。

[7]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国的法律和政制》（Sir John Fortescue, On the Laws and Governmence of England, Edited by Shelly Lockwood），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第83-84页。

[8] “法律给予专制的中世纪国王和为政者的限制, 在理论上要比近代国家的情况大得多, 甚至要比受限制的宪政君主或总统所须服从的约束大得多。”见F.科恩：《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F.Kern，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P.182.）

[9] 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44页。

[10] Leslie Stephe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49, Vol. 2, p. 185.

[11]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 ,Inc., 2004, pp. 1510-1511.

[12] 初始条件敏感性，又称“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属物理学概念，指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异会导致最终结果的巨大差异。

[13]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1页。

[14]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