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3/6页）

这场战争始于倚赖德国武器的奥匈帝国，也结束于这样的奥匈帝国。德国人计划于一九一八年以从俄国抽调来的部队，在西部战线发动大规模春夏攻势。这场攻势失利，德意志、奥地利两帝国随之垮掉。卡尔皇帝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向其人民发表宣言，承诺变革和承诺成立一新的“民族部”，但为时已晚，这时这君主国的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都已宣告独立，卡尔除了流亡国外，几乎无其他路可走。这个君主国登场时威风八面，好不神气（击败土耳其人、拯救基督教世界），下场时让人不胜唏嘘。

史学家常以哈布斯堡君主国直到一九一八年才灭亡一事，证明它的坚忍顽强或正当性，但这说法太牵强，不足采信。这个君主国是个残忍的碎骨机。它在一九一四年以最漫不经心的作风耗掉它征召的最精壮兵员，然后如弗里德里希大公一九一五年所忧心忡忡指出的一样，只能倚赖“营养不良的孩子和年老男子”打仗。[19]法国人利用俄国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所提出的死伤记录，一九一六年估计，由于哈布斯堡军队一九一四年几乎遭全歼和此后每月平均损失十二万兵力，奥匈帝国已“耗掉”它所能取得的大部分男子。[20]据估计还有六十五万奥地利男子未被耗掉，而这些人大概每日提心吊胆，不知在这支军队里还能活多久。“第三度修正男子”（即曾两度被评断为身体或心智上不适打仗而免服兵役的应征入伍男子）的加入，为六十五万奥匈军增添了兵力。但这是支什么样的军队？[21]一九一六年寄到霍夫堡宫门的一封匿名信，真相贯穿在思乡之情中：“陛下，如果你想认识这场战争的真实面貌，不必派你的陆军部长千里迢迢到前线，只要派他到后备兵站看看即可。在那里，正有得了严重结核病的男人被强征入伍；在那里，正有得了心脏病的五十岁男子被令以整齐步伐集体走来走去，直到不支倒地为止；在那里，自称有病的男子遭下狱十四天。”[22]像这样的男子，在战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将一批批成群死去。光是在东部战线，就有一百万奥地利人丧命，其中半数死于感染和疾病。在一九一四年秋，战争从机动战转为壕沟战时，哈布斯堡军队的情况未好转，只是较易维持军纪而已。但每当奥匈帝国士兵置身开阔地，奉命展开新攻击时，通常打得很糟或逃跑。奥匈军总司令部于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发了一份令人难堪的极机密通条给诸军、师长，想知道俄军“虽然后备士兵和军官的素质劣于我方，但在弹药比我们少的情况下，为何打得比我们出色许多”；二十万奥匈帝国官兵在加利西亚作战期间怎么会“消失得如此快且彻底”；为何“有那么多次进攻，甚至就连敌寡我众的进攻，都被打得七零八落”。

凡是在前线附近待过的人都知道答案：奥地利士兵不在乎胜败，已不愿承受行军、待壕沟的苦。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老百姓。奉命离开壕沟行军至别处时，大批士兵在路旁坐下，等着被俘。弗里德里希大公要求将士兵鉴别分类，“较佳者”送到前线，老弱送到后方部队。这正证明逃避责任的风气在哈布斯堡军队里有多盛行，最有战斗力的人利用关系把自己弄到后方安全的宿营地，这位大公不得不在提出此建议时放话稽查，“以确保此命令严格执行，提升我军战斗力”。[23]

一九一四年时，以团为傲的精神就已渐渐成为明日黄花。团向来是拥有自身历史、讲究仪式排场的部队，但随着团在战火中消融，谁都看得出当兵只是去当炮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布隆（捷克语称布尔诺）上演了一件让军方颜面无光的事。当时，第八团某连上火车，开赴前线。火车加速时，一名全身战斗装的步兵跳出货车厢，落在月台，拔腿逃命；结果被围困在火车站广场一隅，遭宪兵以棍棒打倒在地，三百名路人惊愕看着这一幕。[24]哈布斯堡第三十团，一九一五年四月从格拉茨（Graz）得到补充兵员后，该团波兰人痛殴他们，叫他们“德意志猪”，扯破他们的背包，抢走他们的食物。[25]格拉茨这些波兰恶霸，大概会集体自豪于他们属于一七二五年在伦贝格所创建之团一事，但不会有人自豪于他们的新际遇：编入独立营，独立营会被随机安插进暂编团。暂编团则是为了集拢各残破部队里可用的残兵，将他们送回前线而成立，而到了前线，他们也可能难逃一死。[26]

每个地方的壕沟战都非常残酷。有位战地记者报道了一九一五年在布达佩斯某医院所见到，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冻伤病患和截肢者，“医生得意夸称他们很善于找到良好的健康纤维皮瓣和制作合用的假腿，他们的农民伤员则一下子咧嘴而笑，一下子绷起脸”。[27]另一名记者惊骇地看着混在一块的奥地利人、俄国人尸体，像好多“块生铁”般被倒进敞露的壕沟里。诚如他所说的，这不是“维也纳的女孩向这些青春正盛的健壮年轻男子喝彩时”心里所想的下场，甚至不是奥匈帝国陆军部所想的下场。陆军部原保证会“把官兵六人一个棺木，埋在从远处可容易见到的高地上，以表达祖国对这些英勇军人的虔敬和感激”，结果却是把这些不知姓名的官兵一股脑丢进万人坑里，撒上生石灰。[28]

一九一六年康拉德在其某份保守自大的公报里确立了最高指挥部轻慢的作风：向士兵保证，只要“往地下挖三米，就会安全无虞。这样的壕沟即使遭直接命中，士兵也几乎不会受伤害，只有些许震动和摇晃，但士兵会没事”。[29]当他和弗里德里希大公得为自己寻找挡住一切攻击的安全处所，挽救他们破败的名声时，就一点也没这么自满。整个一九一六年，康拉德与弗里茨尔拼命欲打消深受霍夫堡宫宠信但黯然下台的布鲁德曼将军所提出的要求，即对他们两人在两次伦贝格战役中领导有否失当的调查。一九一六年七月康拉德紧张地抗议道：“总司令部无法响应已遭卸除兵权的将领提出的每个申诉、备忘录、作战报告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康拉德痛恶德国人，此时却坚持要布鲁德曼看看“德国陆军的指导原则：将领遭卸除兵权即永远不会再取得兵权，且永远不会对其遭卸除兵权之事提出抗议”。这一如黑手党成员被抓即封口，绝不泄露组织秘密的原则，肯定合康拉德的意，尽管他战后写了带有偏见的回忆录，整个战后生涯都在做替自己辩解的抗议。他一九一六年对布鲁德曼的背后中伤，将化为二十五页以不空行方式打成的文稿，而那就像是他回忆录的第一份草稿，把自己说成无辜受害者，受害于有勇无谋的下属。他写道：“为了维护纪律，我得促请陛下的军事文书署将这一调查连同布鲁德曼的平反要求一并驳回。”八月，经过一番思考后，博尔弗拉斯将军和皇帝再度退缩，拒绝调查、平反。[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