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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紧凑封闭的办公室在新闻编辑部的东南角，他的门外设立着在新闻和语法上与他的大部分意见一致的下属编辑。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还出版了一份叫作《胜利者与罪恶者》（Winners&Sinners）的小期刊，分发给《纽约时报》在纽约和世界各地的人。这个期刊列举最近在《纽约时报》出现的工作正反面例子，还引用伯恩斯坦的语法规则和评论。这些是整个新闻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要记住的，伯恩斯坦责成他们遵守他的原则。因此，为了办出一个更可读的和合语法的报纸，在20世纪50年代，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导师、高级编辑的头子一起获得了新的动力。当然，这一立场使得伯恩斯坦在那些有自己见解的记者那里成了一个恶棍。他们指责说，严格遵守伯恩斯坦规则写作的编辑人员，只能是那些受雇诽谤别人的文人，他们从报道中删除了原稿中最可取的句子和精华。特纳·卡特利奇当时没有再添一把火。如果伯恩斯坦的人走得太远，他们总能受到遏制。战后更快的生活节奏、电视的出现、新闻生产加大的成本，要求《纽约时报》成为一个能更快阅读的、编辑更紧凑的报纸。卡特利奇认识到，有人会操心对代词的正确使用，所以卡特利奇把它留给了最擅长的伯恩斯坦，而他真正关心的是办公室内部的政治，这是他最擅长的。

在卡特利奇1955年把丹尼尔从莫斯科带回到纽约并开始把他打造成下一位主编后，伯恩斯坦作为主编助理的权力就开始减少了。尽管伯恩斯坦知道他决不会是卡特利奇职位的候选人，作为卡特利奇的同代人，还别提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非常气愤卡特利奇把这个年轻的南方门生提拔到这样一个高度，甚至在卡特利奇还是主编的时候，丹尼尔就在管理权势等级上高出了伯恩斯坦一头。伯恩斯坦和丹尼尔看事情的方式大不相同，他们的风格也是不一样。伯恩斯坦是一个非常势利的人，明显不拘礼节，而丹尼尔却讲究礼节。当丹尼尔1964年被任命接卡特利奇的班时，他重新装饰了卡特利奇的老办公室，铺上一个新牌子的蓝黑色花呢小地毯，伯恩斯坦却请求把被丢弃的卡特利奇的破旧地毯撕下一大块铺在他的地板上。丹尼尔坐在他传统的英格兰办公室防皱的椅子里，伯恩斯坦却只穿着衬衫把袖子卷到肘部穿过新闻编辑部走进他的办公室，坐在快散架的桌子旁的一张老木椅上。在这张桌子上，他以无懈可击的语法在他能找到的最廉价的备忘录纸上写作。在丹尼尔担任主编的头两年，他承认只有一次他生气地提高了自己的声音，大概是和汤姆·威克谈话的那一次。但新闻编辑部的其他人都断定听到过丹尼尔关在房子里和伯恩斯坦争吵，至少不下六次，一般都是因为伯恩斯坦散布对丹尼尔得意的方案——最有可能是女性版——的无礼评论。

尽管丹尼尔宁愿致力于《纽约时报》最近的几个更好的变化——多报道文化新闻，凝练讣告，鼓励“硬新闻”报道的品位和情调，而以前这些报道都是按纯粹常规的方式来做的——但他却很快在女性版的事情上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伯恩斯坦和其他批评者说女性版得到的版面太大，他们特别反对女性版主编夏洛特·柯蒂斯发表的长文章。柯蒂斯是一个五英尺高的瓦萨学院女毕业生。她描述了在大多数美国人奔向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目标时，从棕榈滩到纽约的富裕奢侈者的活动。尽管柯蒂斯小姐对此主题不怎么得心应手，其中许多文章缺乏必要的风趣，但对柯蒂斯小姐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克利夫顿喜欢。因此，伯恩斯坦的工作人员很少加工整理她的报道，她对她的工作是极其认真的，知道如果她犯错误的话，那将最有可能被丹尼尔，而不是伯恩斯坦抓住。几年前，在一篇关于拉齐维尔公主[注：拉齐维尔公主（Lee Radziwill，1933—），美国名媛、室内装饰师、演员，波兰王子斯坦尼斯瓦夫·阿尔布雷克特·拉齐维尔（Stanisław Albrecht Radziwiłł）的第二任妻子，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的妹妹。]的报道中，她提到了王子的绰号“Stash”（胡须），第二天就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备忘录，指出尽管这个绰号发Stash的音，但应拼写为Stas。由于此前已和拉齐维尔王子的大姨子杰奎琳·肯尼迪的秘书帕梅拉·特努勒[注：帕梅拉·特努勒（Pamela Turnure，1937—），约翰·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新闻秘书。]检查了拼法，柯蒂斯小姐便给丹尼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是他错了——它应拼写为Stash。

“有什么根据？”他问道。

“白宫。”她很快回答说。

“是吗，在我认识他时，”丹尼尔说，“它就拼写为S-t-a-s。”

丹尼尔挂了电话。她想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了。但丹尼尔追踪这位王子到欧洲，几个月后，柯蒂斯小姐收到了丹尼尔的另一个备忘录，指出它应拼写为Stas。

但如果是伯恩斯坦批评夏洛特·柯蒂斯的工作，丹尼尔通常会很快维护她。她的一篇报道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受到质疑后，他在一个长长的备忘录中就是这样做的。伯恩斯坦读了柯蒂斯的一段话——“麦克唐奈们像肯尼迪们一样。他们是富有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有不少这样的人”——很生气，将这段话重印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并告诫工作人员：“要省略种族的、宗教的或民族的名称，除非它们与新闻有某种关联或者是传记集合体的一部分，如在一篇讣告中或一个新闻人物的报道中。也许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但你写‘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会怎么样呢？”

很快伯恩斯坦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便条：“我同意你说，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我也同意‘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也许是冒犯的。但在我看来，这种偏见更多的是在读者的脑子里，而不是在作者的用语里。如果与新闻有关系，我们当然可以描述一个家庭富有，是苏联人，或者是犹太人。我自己就这么写过，但从没被人指责过。实际上，只要别让这些材料在一起给人以轻蔑的意味就行。”在附言中丹尼尔又说，“自口述这个便条以来，我们发表了肖恩·奥凯西[注：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1880—1964），原名约翰·凯西，爱尔兰剧作家，代表作有都柏林三部曲《枪手的影子》《朱诺与孔雀》《犁与星》。]的讣告，把他叫作一个可怜的爱尔兰新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