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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主编助理——一个叫罗伯特·加斯特,另一个叫伊曼纽尔·弗里德曼——都是平静的不爱挑衅的人,不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西奥多·伯恩斯坦,新闻编辑部的谣传从来不集中在他们身上。罗伯特·加斯特是一个瘦瘦的、衣着整洁得体、浅棕色头发、有点儿冷淡的弗吉尼亚人。他有一个瘦削红润的脸盘,戴着角质框眼镜,使他显得冷漠。加斯特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1925年加入《纽约时报》,在城市组当文字编辑,三个月后西奥多·伯恩斯坦也加入了这个组,他在哥伦比亚的校园就认识了伯恩斯坦。在他们到《纽约时报》工作后不久,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还得到了业余去哥伦比亚大学教新闻学的工作。1933年他们合作为文字编辑写了一本指导手册。几年后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被提拔为文字编辑组的助理编辑,开始了多少有些相似的晋升轨迹,并在1952年达到顶点,卡特利奇宣布他们成为主编助理。但同时私下卡特利奇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再得到晋升了。这是他们在《纽约时报》的最终岗位,他们不会超过他。卡特利奇说,他们应该致力于帮助他管理正在扩大的编辑部,使他们的个人目的服从于报纸的更大目的,帮助他选择和培养《纽约时报》的年轻人,以便有一天成为他们的接班人。

伯恩斯坦这样做了——事实上,正是伯恩斯坦最早提醒卡特利奇注意罗森塔尔作为一个编辑的能力——如果说伯恩斯坦由于在48岁时得知自己不会升得更高而失去了个人的努力,那也是无法察觉的。但在加斯特那里就不同了。也许伯恩斯坦对自己在《纽约时报》的局限性比加斯特认识得现实得多。如果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想让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坐到最高法院的席位上,他肯定也不想让西奥多·伯恩斯坦坐到主编的椅子上——《纽约时报》一个供亮相的位子,一个在社会流动中达到最高点的位子,一个能冲破美国民主体制中所有不利障碍的护照。西奥多·伯恩斯坦,接受现实,集中注意力作为一个编辑的职业,由此获得了信心。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至少他看起来不会因为害怕走得太远而被吓住。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说他想的东西。正是伯恩斯坦,连同牛栏的一个叫作刘易斯·乔丹的助理编辑,在1961年的一个夜晚领导了反对派,当时奥维尔·德赖富斯命令《纽约时报》降低塔德·肖尔茨关于猪湾入侵计划的报道的调子。第二天伯恩斯坦在德赖富斯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抗议,说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是有差别的,德赖富斯把这二者混淆了。伯恩斯坦对德赖富斯说,如果国家安全是在战争形势下或近乎战争的形势下提出的,关于新闻界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不应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伯恩斯坦继续说,但在国家利益的事情上,新闻界说出真相不仅是一个正当的选择,还是一个应尽的义务。

如果是另一个编辑这样说,这也许就会被看作不服从命令,但伯恩斯坦说这样的话却没事,因为他是特殊的:他是《纽约时报》的技术天才,是报社在语法和规则上的卓越权威,他是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不可随意变换的部分。卡特利奇知道这一点,他给了伯恩斯坦很大的自由度。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在丹尼尔上来之前,在卡特利奇下班前喝酒的日子里,经常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着整个新闻部。

但罗伯特·加斯特成为主编助理之后,却没有显示出与伯恩斯坦相当的权威。作为一个人,加斯特似乎越来越陌生。尽管他从来是不合群的,但现在他更少说话。他仿佛被提拔进了黑暗之中,或者深为私人问题所烦扰。每一天早晨他迈着轻柔的步子走进新闻编辑部,有点僵硬和得意,缓慢的、四处流盼的目光扫一下成排的记者桌子,抬头走向衣帽间。几秒钟后,他出来走向靠南墙的桌子,在路上同他碰见的人勉强笑一笑,然后坐在他的桌子边上,用这一天其他的时间从事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对编辑部的几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神秘的。他似乎是在审查编辑部的开支账目,此外还做点处理办公室装备和其他管理细节的事情。有一次,一位来自业主办公室的高级管理者抱怨新闻编辑部的环境凌乱,专挑出记者们把大衣乱放在桌子上、把烟头随意扔在地板上的习惯,于是加斯特发了一份编辑部备忘录,要求所有大衣必须挂在衣帽间,并且在每排办公桌上都放了烟灰缸。但大约一个月后,几乎所有的烟灰缸都不见了,地板上仍像以前一样乱七八糟地扔满了烟头,首要的违反者是嗜烟如命的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

1956年冬天,一个不确定的时期,《纽约时报》的几个记者和编辑被参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传唤,调查报纸行业的共产党人或前共产党人。罗伯特·加斯特的正直和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被传唤人的仁慈是他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在其他管理者似乎受到强烈压力的时候,加斯特保持了冷静。他让被传唤的职员放心,尽管他不同情共产主义,但他尊重他们不揭发党内过去同事的立场,如果他们已经离开了共产党,完全诚实地声明他们已经签名同意这一结果,并已通过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送交了苏兹贝格,他们的职位是有保证的。与其他编辑相比,加斯特对于被调查一事并没有显得更公正或者悲观。报社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加斯特对陷入麻烦的人抱有同情心和怜悯。现在,十年后,加斯特仍然平静地靠着新闻编辑部的南墙坐着。不管他特殊的职责是什么,他都能充分地履行职责,因此他在卡特利奇任上稳坐了12年主编助理的位置,而且目前在丹尼尔在位期间也干了两年了。

另一个主编助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是四位主编助理中最年轻的。他是一个在55岁左右身体仍然结实且非常严肃的人,从来没有见他笑过。他的阔肩膀和鲜明的面部特征,有点大的脑袋和耳朵,大眼睛、浓眉毛,精心梳理的灰棕色头发,使他坐着的时候显得比实际上高得多,他大约五英尺高。他戴着一个灰色的霍姆堡毡帽,穿着剪裁保守的服装,实际上比表面看起来更昂贵。他衣着的工艺水平体现在里面,由耐心的裁缝一丝不苟地制作的,这一风格和弗里德曼的个性一致。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轻浮、一丝不苟的人,他总是谦恭有礼。他从不在办公室里脱去夹克,记者们喜欢说,他估计在做爱时也不会脱掉夹克。通常他很受职员们所喜欢,不仅是那些在他担任国际新闻主编多年里在他手下的国际新闻记者——这一集团包括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还有在纽约总部从来没有到海外去过的和只是知道他名字的人。据说他是一个对下属非常公正的人,为人谦虚,极其羞涩,例外的是在老朋友的聚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