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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时期，二三十年前，报纸几乎是不经编辑的。但在那些日子里，报纸生产和劳动力的成本不是很高，《纽约时报》能够很慷慨地把它的版面用于新闻。那时在《纽约时报》上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记者在“版面”上做动作，这意味着他们按一个固定标准得到报酬，尽管这会鼓励其中一些记者把更多事实塞进他们的报道中，但也导致《纽约时报》的文章充满了废话和冗词，这种情况在版面体制被终止之后仍持续了很长时间。但现在，50年代，《纽约时报》的写作风格更需要紧凑。报纸在财务上负担不起大量刊登关于次要新闻事件的长篇报道。尽管高层管理者不愿意强调，但报纸现在的新闻栏目实际上比它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更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报纸还大大增加了广告量，以致它通常用的广告栏比新闻栏更多，此外它还接受某些百货公司减价促销的广告，而这是《纽约时报》曾经不屑一顾的。管理者证明增加广告是合理的，理由是《纽约时报》不得不赚更多的钱来满足日渐增加的报纸生产的成本，支付职员更高的薪水。职员的薪水自卡特利奇1929年加入《纽约时报》以来已经增长了一倍。《纽约时报》既能报道新闻又能支付工资单的唯一方式是让它的记者在更少的版面上说更多的话。纽约的《每日新闻》的记者几年来就做得很好。但对于一家变化总是缓慢发生的报纸来说，要实现这点并不容易。《纽约时报》的老记者，在一种冗长的导语和平淡文风的体制里已经工作几十年了，仿佛所有重要的事实都在一篇报道里——奥克斯曾说“我想要所有事实”——就不能指望他们会愉快地调整成一种更短更精悍的风格。当然，伯恩斯坦的编辑能够重写这些报道，但这会疏远记者队伍，会把过大的权力交到编辑和伯恩斯坦本人的手中。卡特利奇不想这样做。伯恩斯坦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只要稍加鼓励，他就会占领整个编辑部。对于报纸编辑和英语，伯恩斯坦的确比报社的任何人知道的都多——至少肯定比特纳·卡特利奇多——他会毫不犹豫地夸耀他的知识。在为《纽约时报》编辑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期间，伯恩斯坦给温斯顿先生写信，提出在写作上可以改进或完全砍掉的地方。丘吉尔恼了，回答说他正“全力从事”其他事情，要求伯恩斯坦按已写的稿子发表回忆录，伯恩斯坦最终还是这样做了。

卡特利奇巧妙地使伯恩斯坦的势力和记者队伍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所有记者都需要编辑。的确，有一些记者有平衡和优美的风格，这些风格或许被飞扬跋扈的大编辑扼杀。卡特利奇同样知道《纽约时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他所引进或允许的任何变革也许会反过来影响此前成功的组合。

赛勒斯·苏兹贝格除了是海外总督，还是位第一流的记者。驻外队伍尽管有难驾驭的成员，或许像《纽约时报》在海外召集的队伍一样好或者更好。许多记者都是语言学家和杰出的作者，一些人是学者，几乎所有人都在世界各地待了几年，亲眼目睹了欧洲或亚洲的战争。现在，在卡特利奇小心地承担起主编的责任时，国际新闻队伍正在世界游历，报道战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新爆发的敌对行动。苏兹贝格和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伦敦分析英国的选举。克利夫顿·丹尼尔、塔尼亚·朗和前副国务卿的儿子本杰明·韦尔斯在写英国的其他报道。伦敦分社社长雷蒙德·丹尼尔在格拉斯哥和丘吉尔一起旅行。在巴黎，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罗德斯学者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正准备采访联合国大会，由一个敏捷的年轻记者阿贝·罗森塔尔充当助手。巴黎的“常年六人组”分社社长是哈罗德·卡伦德。他自1924年起就在《纽约时报》工作，在西班牙战争中追踪佛朗哥的军队采访，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和挪威工作过，直到德国人入侵纳尔维克。在罗马，分社社长是阿诺尔德·科特西（他的父亲以前在罗马为美联社工作过，据说意大利国王和教皇曾做过其品德见证人）。阿诺尔德学过工程师，后来继承父业进入新闻界。一天在罗马的《纽约时报》分社里，有人宣布有50万人聚集在圣彼得广场上。阿诺尔德·科特西下去按平方英尺仔细计算整个广场的面积，最终确定50万人稍有些夸张。

在德黑兰，迈克尔·克拉克在写一篇关于阿巴丹沉寂的油井的报道。在开罗的阿尔比恩·罗斯在写英国同埃及的危机。悉尼·格鲁森在特拉维夫描述最近的中东争端。卡米尔·西安法拉和美国的第六舰队在地中海上。在雅典是令人崇敬的A.C.塞奇威克，他的妻子是王后的密友，也是C.L.苏兹贝格妻子的婶婶，在各方面都感到很方便。在作为所谓“火炉”的一部分的卡拉奇，罗伯特·特朗布尔在分析巴基斯坦总理被暗杀的事件。蒂尔曼·德丁在雅加达采访印度尼西亚的反共运动。亨利·R.利伯曼，以前曾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运输工具，从山羊皮筏子到青海木制的马鞍，到过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香港观察着中国。林赛·帕罗特，一个粗鲁的小个子，上过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在他前妻写的一部浪漫小说里成了一个恶棍，现在是东京分社社长，和另一个《纽约时报》人格雷格·麦格雷戈一起报道朝鲜停战谈判。麦格雷戈曾最早作为海军陆战队士兵到过东方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在朝鲜和军队在一起的是默里·舒马赫和乔治·巴雷特，《纽约时报》马克尔的星期天版和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的人经常介入他们的事务。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报道冷战，而在贝尔格莱德对冷战的反应正由M.S.汉德勒来记录。在柏林是法恩斯沃思·福尔，在波恩是德鲁·米德尔顿和杰克·雷蒙德，在日内瓦是迈克尔·霍夫曼，在斯德哥尔摩是乔治·阿克塞尔森，在都柏林是休·史密斯，在维也纳是约翰·麦科马克，在海牙是丹尼尔·肖尔，在马德里是萨姆·波普·布鲁尔来记录。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沙普的司令部发回消息的是爱德华·A.莫罗。《纽约时报》还有福斯特·黑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报道。克雷德·卡尔霍恩在巴拿马，福特·威尔金斯在马尼拉进行报道。还有其他几个《纽约时报》记者的战线从南撒哈拉延长到雷克雅未克。如果卡特利奇想找出他们或驻外队伍管理方式的过错，他是能做到的——并且会做的——但不是现在。在他有机会访问海外分社后他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驻外人员身上，但现在他要待在国内，努力整理好他自己的办公室，看看为改进在纽约新闻编辑部工作的众多男男女女的业绩能做哪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