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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队伍，是《纽约时报》的所有新闻队伍中最庞大的，无疑最受传统束缚，也是最不协调的。每天早晨都有几百人挤在新闻编辑部里，要么像教堂礼拜者一样坐在一排排的桌子旁，要么消失在某个柱子或内墙背后，消失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或装玻璃的曲径后面。这些地方的门上都贴着“科学”或“地产”或“戏剧”或“体育”或“社会”什么的——即使卡特利奇站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用他的双筒望远镜盯着整个新闻编辑部看，他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为了得到这种信息，他不得不询问他的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助理编辑，有时他怀疑他们都在那里干些什么。有时那些岗位在第三层的《纽约时报》的各部雇员并不真的是在为时报工作，而占着岗位做邮购生意，或者写杂志文章或小说，或者利用电话监视交易生意（的确，有的人在报社的资料室里就这样做了），再或者用电话和赌注登记人下赌注——然而埃德温·詹姆斯的赌注登记经纪人却被报社雇用了，安排在邻近牛栏的新闻桌上，仍旧在进行大量的赌博操作。

新闻编辑部在许多方面都像是纽约——庞大，多变，过分拥挤，混乱，净是些形形色色的技术工人、天才、怪人和懒汉。如果一场大灾难在纽约发生——如一架飞机撞向帝国大厦，或纽约的电力中断，或当几小时后两艘海上班轮安德里亚·多里亚号和斯德哥尔摩号在海上相撞，死掉几名乘客，包括《纽约时报》记者卡米尔·西安法拉——《纽约时报》的城市版主任也只是拿起他的话筒召唤几十个人，派他们去现场。在这种采访的过程中，《纽约时报》的人经常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同事。尽管《纽约时报》人也许不像其他报纸的一些记者那样有干劲或工作努力，但他们总是靠人多压倒了对手——它有更多的人来挖掘更多的事实，然后把这些事实传送到新闻编辑部，由工作人员挑拣出来，再由较高职位的编辑仔细检查，然后交到一些打字迅速、思维敏捷的高级编辑的手中。在采访灾难时新闻编辑部一般是平静的，在没有重大的新闻事件使职员集中精力时，新闻编辑部的人似乎是在十足的惰性和模糊的漠不关心之间摇摆。卡特利奇要用几年时间来弄清这个地方的秘密，熟悉在那里工作的所有的人，包括很少在办公室里出现的棒球作者，夜里游荡的芭蕾舞评论家，甚至在夏天也穿一件厚厚大衣的白发苍苍的国际象棋比赛棋谱誉写员，在暴风雪的天气里也从不穿大衣的音乐评论家，在办公室从不摘帽子的讣告组首席编辑，业余时间做丧事承办者的电报室的快活的职员，被中央情报局雇用而《纽约时报》却一无所知的电报室的安静的职员。

新闻编辑部对人们来说意味着许多事。正如一位访问记者注意到的，这里有时是多少按照巴黎的咖啡馆运作的。他提到，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桌旁的记者们会靠在他们的椅子上，品尝咖啡，读报纸，观察他们面前来来往往的其他人。一些人经常在一个办公桌上打牌，在另一张桌子边聚会，也有时下班前这个地方是平静的，使人昏昏欲睡。一些正在谈情说爱的男人和女人，会在高级编辑去参加下午4点钟的新闻会议后，溜到时报广场附近的某个饭店里约会，只是别忘了给办公室的一位朋友偶尔打一个询问电话，然后在6点20分之前返回办公室，因为这时城市版主任会沿着走道溜达，例行常规地跟上早班的每个人说“再见”。有一个叫艾伯特·J.戈登的记者，有一次在这一天结束时没有等到主任说“再见”就回了家。后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主任说想跟他讨论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当面。戈登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远，不方便，此时还下起了雨，但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新闻编辑部。他到那里后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有点儿愠怒。他在城市版主任面前站了一会儿，这位主任却只是抬起头来微笑地说：“晚安，戈登先生。”

城市版主任和他的助理编辑每天早晨给人员分派任务时也恪守传统。最好的地方新闻给前排老兵采访，而派给坐在后面的年轻记者的采访一般都是维克维尔的给水管破裂或弗鲁星的小火灾之类的事情，或者被派到纽约的沃特敦去采访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将军的老部队——第77师的训练活动，这是任务单上的一个“传统项目”。有自己写作风格的年轻记者从来没有得到过城市版主任和他助手的完全信任，借口是“作家”的优美文笔会损害事实。因此，这些作家通常都被派去采访天气、游行或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巡回表演——在那里如果引述写得夸大一点，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小丑和动物是不会给报社写信抱怨的。

城市版编辑们计划采访的是每年都发生的那些新闻事件，如歌剧季开幕，复活节游行，州长预算发布，赛马表演，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的广场聚会，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点亮等。任何在上一年和前年、大前年成功地并且没有争议地采访过并发表了的具体事情，今年还要（而且通常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采访。布局会是一样的，用同样大小的照片和文字，几乎一样的标题和字号，像一年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的报道一样；而且每一年经常是同一个记者被派去进行同样的报道。除了日期和某些名字要改变之外，这个记者在去年写的报道完全可以用于今年和明年。

特纳·卡特利奇不想干预《纽约时报》的传统，但他的确认为纽约的有些编辑走了极端，尽管编辑部对于传统的恪守是可以理解的：长期对它进行监管的那些高级编辑是奥克斯原教旨主义者，并且受到了范安达进行的瑞士卫兵式的灌输，以致在新闻编辑部工作的助理编辑发现遵循一种安全的模式总比去尝试新的东西更容易。即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乏现代主义的观念，愿意对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做出让步，但他也要偶尔地求助于过去的方法。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去世时，苏兹贝格派人去查阅《纽约时报》的老档案，看看1865年《纽约时报》的原业主亨利·J.雷蒙德是如何报道林肯去世的，于是苏兹贝格知道了要用表示哀悼的黑边把头版的每一个栏目分离开。接着苏兹贝格要看1935年发布奥克斯去世消息的那一天的《纽约时报》，他注意到在头版上方有用黑边框住的奥克斯的照片。苏兹贝格最终决定要以奥克斯的这一版为样式发布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像对奥克斯一样，给罗斯福也安排了在头版中心接近上方的地方一个加黑框的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