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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布朗喜欢穿斜纹软呢服装，是一个灰头发的矮胖子，有一张给人印象深刻的狮子般的脸，做事不紧不慢，有略带优越感的学者的举止。他本人就是一个学者，曾执教于达特默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有哲学博士学位。他是奥维尔·德赖富斯的朋友，德赖富斯也是达特默斯的校友。布朗是1930年在阿道夫·奥克斯的弟弟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亲自邀请下来《纽约时报》工作的。奥克斯—奥凯斯当时68岁，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博士学位的课程。他认识布朗时，布朗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书。这两个人成了朋友。布朗后来接受了他的请求，成了《当代历史》杂志的助理编辑，这个杂志是由奥克斯—奥凯斯在时报大楼十层编辑的一个辅助性月刊。

1936年，奥克斯—奥凯斯去世五年和奥克斯去世一年后，苏兹贝格出售了《当代历史》，弗朗西斯进了星期天版部，成了马克尔新组建的“一周评论”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在1945年，布朗辞职，接受了《时代》周刊的一个诱人的职位。马克尔后悔让布朗离去。后来几个“书评”编辑因不能容忍马克尔而离职了，马克尔为弗朗西斯·布朗提供了“书评”主任的职位，布朗在1949年接受了。马克尔不想再一次失去布朗，于是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的互相妥协。

布朗的队伍由大约20个下属人员组成，他们帮助他计划和编辑“书评”。由于出版商每年给《纽约时报》提供的7500本书中只有2500本能得到评论，所以一开始就有一个严格挑选的过程。当然，“有名气的”作者的书是会得到评论，一些在自己的书出版之前已经多少引起注意的新作者也会得到评论。这些新作者之所以引起注意，要么是通过杂志上的连载，要么是通过其他文学家的推荐，要么是通过出版商和作者的拔高处理。只要出版商或作者不被看作是纯粹的文字贩子或者雇用文人，没有在《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那里树敌的话，新作者的书是会得到评论的。在《纽约时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影响”不一定是高层编辑的特权。有时在繁忙的日子里，一个职员就有决定权，决定收到的一个邮件——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新闻特写，一张照片，一份新闻稿，或者是每天潮水般发来的上百件东西中的任何一件——是不是可以单独挑出来，送给某个编辑，被予以注意，或者是扣压到很晚才处理。（有些非常着急的精明的出版商，为了保证某些新闻稿不被《纽约时报》忽视，有时会直接给苏兹贝格寄上一份。他们知道苏兹贝格是不会亲自看的，但他们希望苏兹贝格的秘书在把新闻稿分配给合适的编辑时，可以附上有着苏兹贝格姓名缩写的“供参考”的条子。一个编辑收到了带有苏兹贝格首字母标签的新闻稿，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一旦一本书选出来供评论，下一步就是指定一个评论者。全国有几百个男士和女士——作者、教育家、政治家、编辑和记者、杂志和季刊的批评家——愿意为《纽约时报》写书评，既因为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希望作为《纽约时报》的固定评论者也可以得到像《纽约时报》人那样的礼遇。每当《纽约时报》有人出版一本书，报纸总会予以评论的。《纽约时报》自己人写的书很少会受到严厉批评，差不多总会在平日版或星期天的“书评”中得到即使不是广泛的但也是慷慨的对待。这不一定是哪个人施压的结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多少是一个传统——就像另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一样，每当《纽约时报》有人去世，他在报纸上得到的讣闻总比没有为《纽约时报》工作过的人更长。阿道夫·奥克斯坚持要为《纽约时报》的人奉上优美的讣闻。奥克斯重视壮观的葬礼。《纽约时报》的员工去世后，奥克斯要求他的管理者全体出席死者的葬礼，然后用成队的灵车护送遗体经过时报大楼。奥克斯还希望看到《纽约时报》全体工人站在路边脱帽致哀。由于奥克斯不欣赏在他的报纸上出现尖锐的批评，所以他也不希望看到《纽约时报》的人在文学上的创造受到谴责。奥克斯的这一期望成了传统，而且它还扩大到奥克斯的朋友，《纽约时报》的朋友那里。（在奥维尔·德赖富斯被提名为达特默斯学院的托管人后，《纽约时报》上又出现了一个副刊，达特默斯的校长约翰·斯隆·迪克尔的“人物评论”。为此詹姆斯·赖斯顿曾向苏兹贝格抱怨说，似乎《纽约时报》是在“巴结”一位朋友。苏兹贝格赞同赖斯顿的观点，他后悔让关于德赖富斯的托管人地位的报道和迪克尔的形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但它就那么出现了。）

《纽约时报》那些定期为星期天“书评”写文章的朋友是一些高度称赞这家报纸的评论家。他们坚持报纸的立场，赞成报纸对既定秩序的传统式的敬重和牢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虽然他们把约翰·奥哈拉[注：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1905—1970），美国小说家，曾在纽约当过新闻记者，为好莱坞和百老汇改编过电影和戏剧，作品有长篇小说《在萨马拉的约会》《警察与赞美诗》等。——译者注]视为一个幼稚的作家，经常轻视他的作品，而且对海明威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他们一般都在每一篇评论中力图找到点值得称道的东西来说。如果他们写得评论有太多贬低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一些书不值得上报，因此评论也就可以不发表——除非是评论涉及像奥哈拉那样的作为中产阶级诽谤者的作家。（作为对《纽约时报》的批评的某种报复，据说奥拉哈确立了他自己的传统：他坚持要求他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安排他的书在感恩节那一天出版，这个时间读者除了读报纸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做，而这一天《纽约时报》假正经的书籍批评家奥维尔·普雷斯科特的评论是不发表的。）

阿道夫·奥克斯想把书表现为“新闻”，在《纽约时报》上像对待其他新闻一样来对待书。他不想让他的评论成为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们做作的文学论坛。这些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心想展示他们的激情或高明，却不告诉读者谈的是什么书。尽管在奥克斯去世后他的一些思想被改变了，但它们是慢慢地改变的，而且随着弗朗西斯·布朗当了“书评”的负责人，它们就保持不变了。大多数星期天版的评论者都是按奥克斯所希望的那样写作的——他们很少是热情奔放的或严厉的，他们的语言是平静的和谨慎的。他们显然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受尊敬的成员：有来自普林斯顿和史密斯学院的教授，韦斯特切斯特的女小说家，来自南方的信奉自由主义的编辑，西北的可敬的退休学者；他们是关于日本艺术、国内战争的专家，人类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总统的传记作家；他们是《纽约时报》的朋友。马克尔把他编辑的一本选集放在弗朗西斯·布朗的桌子上后，布朗就挑选一个评论者——评论写成后，总是令人满意的或非常满意的。《纽约时报》和它的评论者之间的这种内部体谅持续了多年，布朗似乎是报社的一个轻松的管理者。尽管雇用了一些具有适度激进思想的年轻编辑，但“书评”仍然是把图书当作“新闻”来报道——尽管它容忍偶尔的偏差，但如果评论走得太远的话，评论者都会感觉到马克尔无形的手在本能地呼应着奥克斯的幽灵，这就是一个叫作约翰·西蒙的年轻评论者的体验。西蒙曾为《新领袖》（The New Leader）当过电影批评家，为《哈得孙评论》（The Hadson Review）当过戏剧批评家，以明快和严厉而知名。弗朗西斯·布朗的一个下属编辑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去找他，要他评论一下两本关于戏剧的书，一本是约翰·梅森·布朗写的，另一本是沃尔特·克尔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