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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德鲁里都会采访参议院，如果不算有激情的话，也算是准确地写作，通过分社把他的报道发送到纽约后，德鲁里便迅速离开办公室，去写一部描述参议院、总统、华盛顿的新闻界和社会的小说，表达一种在《纽约时报》上从没有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见解。在《建议与采纳》完稿送出版社后不久，它被《读者文摘》摘录，后来又是每月书讯俱乐部选择的书。阿瑟·克罗克、拉萨尔·巴克尔和华盛顿《夜星报》的玛丽·麦格罗里为这本书写了赞赏性的推荐，德鲁里在城里到处都得到祝贺和议论——但赖斯顿却不置一词。德鲁里知道赖斯顿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主要是读那些对他作为一个记者有用的非虚构著作。“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记者的时代”，是赖斯顿通常对小说的评价。然而赖斯顿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德鲁里不相信赖斯顿没有听说过《建议与采纳》。最终，德鲁里无法忍受下去了，终于要求得到赖斯顿的承认。一天他来找赖斯顿的秘书，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本书，唯独斯科蒂·赖斯顿不知道。

第二天，赖斯顿经过德鲁里的桌旁，说了两句简短的但令人愉快的话，向德鲁里表示了祝贺。他说，他没有想到德鲁里一直在进行这个计划。德鲁里提醒他，自己两年前就提到过这件事，当时他已经开始严肃地写作。赖斯顿回答说：“我没有想到这就是你的意思。”并且说他认为整个事情都挺好，然后笑了起来。赖斯顿说完后，以那种无法模仿的光彩照人的神气走了。

德鲁里注视着他，想起了自己当时对赖斯顿的印象，几年后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这个卓越的记者和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高傲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不会故意冷酷，但却是有强烈竞争心的人，即使在他无可争议地身居高位时。德鲁里承认，他为人很善良，但通常却像是大领主。赖斯顿的自我和竞争精神很强烈，以致他根本不能接受来自一个下级的竞争，特别是当这个下级不仅敢于挑战权威，而且居然取得成功之时。

德鲁里的《建议与采纳》获得了普利策奖，成了名列榜首的畅销书。此后不久，1959年，德鲁里退出了《纽约时报》。他为《纽约时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他最好的文章，是为社里的内刊《时报闲谈》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表明，尽管他取得了成功，但编辑和高层管理者却仍然不为所动。他写道：“它使得你卑躬屈膝，”并且说，“我在编辑部门的朋友一如既往地仍然是陈旧的、可爱的、笨拙的、不可忍受的职业刺客。”他说，他的书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他受到了全国新闻俱乐部里的记者同行发出的讲演邀请，他到场时，全体人员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后来，女记者俱乐部在斯塔特勒宾馆的年度大会之夜，正当德鲁里站在那里跟内务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夫妇说话时，赖斯顿和他的妻子萨莉过来了，尤德尔喊了起来：“你的人在这儿呢！”

赖斯顿对德鲁里笑了笑说：“我现在是他的人。”

德鲁里想，所以我们彼此不喜欢，但现在他非常高兴。

德鲁里的华盛顿不是赖斯顿的华盛顿，也不是李普曼、布赫瓦尔德或戈尔·维达尔的华盛顿——但德鲁里虚构世界里的政治家们的脆弱，华盛顿新闻界的党派斗争、自我保护和自我夸大，构成了首都的场景。在纽约，一些《纽约时报》人认为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不是说纽约的编辑们愿意在《纽约时报》上描绘华盛顿的不敢恭维的画面，而是说，对于这个城市，他们有兴趣看到这种比他们自己的感觉更尖锐、更深刻的感觉。通常他们怀疑，他们得不到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是，华盛顿分社过分保护它的消息来源。这种抱怨在有了时报大楼时就有了，但却是在1916年才第一次正式表达出来。当时纽约的一个编辑代表其他编辑的意见，给奥克斯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指责克罗克的前任理查德·库拉汉正被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利用，并且定期写政府宣传文章。编辑们于是建议库拉汉每周到纽约来一趟，这样他就可以和编辑们一起吃饭，领悟一下他们的智慧。但奥克斯当时并不把亲威尔逊的政策视为一种缺点，特别是由于不久前《纽约时报》被指责为亲德国，于是拒绝干预库拉汉的事情，这种态度一直奉行到库拉汉去世。后来克罗克从纽约被派到了华盛顿。随着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克罗克本人的问题。在1962年，克罗克的接班人赖斯顿，当了近十年的分社社长，开始感觉到来自纽约的由来已久的压力正在复活，其中许多压力出自一个刚刚被任命管理国内新闻组的主任——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国内新闻主任不仅处理华盛顿送来的报道，也处理《纽约时报》在全国的其他分社——费城和波士顿、芝加哥和底特律、堪萨斯城和休斯顿——送来的报道，南方腹地采访民权运动的报道，西海岸——洛杉矶的格拉德温·希尔和旧金山的劳伦斯·戴维斯——的报道。索尔兹伯里是卡特利奇任命的，得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支持，主持国内的采访工作。索尔兹伯里对如何完成这一目标有非常明确的观念，并不留意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得民心。索尔兹伯里不是一个办公室政治家。他说话尖锐又直率。他是一个长着长腿的高个子，有着一个瘦削的猫一样的脸，敏锐的眼睛，留着小八字须，这似乎对他多少是有用的。他具有一种幽默感，但很巧妙，巧妙到了很少被人察觉的程度，这并没有使他烦恼。他首要的兴趣是改进国内组的报道。他想要更多的想象力，他想要他的记者更多地流动并且更有干劲，有更多在飞机上工作的记者，更少等待事件在他们的后院里发生。如果他的地区记者没有按他的愿望去做，他就会从纽约借来心情迫切的年轻记者去侵犯他们的地盘。索尔兹伯里最近作为一个导师和记者在全国做了几十次旅行，他知道哪里有什么新闻，什么新的潮流和反应在改变着美国，他想让他的记者充分报道这些东西，把它们写得漂亮些。为了保证这种写作不被文字编辑排斥，索尔兹伯里就盯着他们，在必要时否决他们的意见，他不关心这些编辑中的煽动家——西奥多·伯恩斯坦是不是有情绪。

索尔兹伯里对华盛顿也有明确的感觉。他曾在那里为合众社工作过，在1955年和1956年也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工作过，采访国务院。赖斯顿曾建议他留在华盛顿，但索尔兹伯里非常自主，不感兴趣。他认为，赖斯顿和他很快就会不和，所以在完成了他在华盛顿的夏季之行后他回到了纽约，开始执行特殊任务。卡特利奇曾为他提供了教育编辑的职位，索尔兹伯里认为太受限制了。1962年卡特利奇为他提供国内新闻部主任职位时，他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