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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赖斯顿的人就感觉到了索尔兹伯里的出现，并且表示不满。他们不习惯这种书报审查，于是就向赖斯顿抱怨，赖斯顿进行了调解。但索尔兹伯里并不泄气。每隔几天，他会就某个新的政府计划或阴谋不停地给分社发更多的备忘录、打电话、做指示，如果分社没有拿出他认为应该有的报道，他便不满意。这多少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人进行检查，或者他们全盘接受了他人采访时的回答，或者还应该有比这“更多的东西”。分社的一些成员对索尔兹伯里的怀疑倾向感到惊讶，他们把这归咎于他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待了几年。分社的其他人怨恨索尔兹伯里把他们同《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在华盛顿的某些记者进行不利的比较。他们说，他喜欢的《先驱论坛报》上的生动的报道，仅仅意味着一家垂死的报纸为了引人注意而做的最后挣扎。他们惊奇，他居然决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1962年4月在政府同钢铁工业对立期间时，肯尼迪总统不文明的评论。赖斯顿的副手华莱士·卡罗尔，在他的报道中写道，肯尼迪总统对钢铁业人士全面提高价格的决定很气愤，对他们颇有微词。但卡罗尔没有直接引用后来在他的报道中出现的肯尼迪的原话（“我的父亲一直对我说，所有商人都是狗娘养的，但我今天才相信这一点！”）；正是索尔兹伯里感觉出这些话出自总统之口，他从他信任的线人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索尔兹伯里给卡罗尔打电话，要求他写上一段把这句话包括在内的插入语。卡罗尔表示反对，说他没有听到总统使用这样的语言。索尔兹伯里坚持自己的意见，卡罗尔反驳说：“见鬼去吧，你自己写吧！”

假如赖斯顿此时不是忙于写作他的专栏和管理他的分社，靠威克和巴克尔、马克斯·弗朗克和安东尼·刘易斯这样的年轻人来巩固他的未来的话，假如赖斯顿的时间和兴趣不是放在关注全国、世界以及他自己的家庭——他总是看不够他的三个儿子——的话，赖斯顿就能全力以赴地同纽约的编辑们斗争。然而，赖斯顿有比这更大的抱负。索尔兹伯里的入侵是令人讨厌的，但赖斯顿承认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优秀的报人，即使他的方式经常是错的，但他的本能却经常是对的。如果事情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赖斯顿总能直接去找业主。实际上德赖富斯最近已经研究了在将来某一天让赖斯顿来纽约当《纽约时报》“编辑主任”的可能性，尽管这个头衔现在还不存在，但根据德赖富斯模糊的说法，它似乎会使赖斯顿拥有比主编更大的权力。然而，赖斯顿表明，他宁愿生活在华盛顿，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放弃他的专栏。因为专栏既是赖斯顿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在这个组织里的特殊的权力基础。由于这个专栏，以及他用这个专栏做的事情，赖斯顿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总统们的心腹。如果他离开《纽约时报》的话，其他报社社长只要可能也会雇用他的。如果他放弃了专栏，他就在世界的领袖那里没有什么分量了，很快他在报社的地位就会不如以前了——他会更多地依赖于他在《纽约时报》的头衔，更少地靠自己的名气，这样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只要他有自己的专栏，有华莱士·卡罗尔这样有用的下属来减轻他的许多行政负担，赖斯顿就乐意对纽约（永垂不朽的阿瑟·克罗克还在幕后小声抱怨，他是分社社长的时候，从来没听过纽约的话）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赖斯顿现在已接近55岁了，有书要写，有儿子要考虑，没有时间和编辑同事争吵。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苏兹贝格一家自豪地把赖斯顿叫作自己人。更让他自豪的是，1962年12月，在纽约报纸罢工期间，赖斯顿在电视上朗读了他的星期天专栏，同几百万人交流他对《纽约时报》的感情，他痛心于《纽约时报》正在遭到罢工的打击。

阅读《纽约时报》是一项人生事业，就像养育一个家庭——同样非常困难。但是我已经开始习惯它的独特方式，不能打破这种习惯。它是一项社区服务，就像疏通管道一样。

这是一个和平的季节，而不知怎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平似乎在《纽约时报》上有着更好的机会。每个人似乎都在向我们呐喊着，给人类六个星期的时间让他们脱离困境。但是《纽约时报》一直在说着在16世纪，人类也面临着困境……

没有了报纸，生活的进程就会被改变。在办公室度过一个长长的、多嘴的一天，对人类感到很厌倦之后，劳累的人不能躲到Y.A.蒂特尔的生平，或者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政治风险中，而必须继续与陌生人交谈，一直到西港。

这对于公众来说就够糟糕了，但对一名记者来说更是如此。我25年间每天早晨都有订阅的《纽约时报》被放在门廊上，而现在外面已经很寒冷、孤独了。此外，如果我不能读到自己写的东西，我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呢？

这次罢工从1962年12月8日开始，持续了114天。它不仅影响了《纽约时报》，而且也影响了《每日新闻》《美国日报》《世界电讯和太阳报》，还影响了纽约的其他三家日报和长岛的两家报纸。后者不是遭到了印刷工会的打击，而是这两家报纸拥有者发出了有产者团结的信号，要么中止，要么减少他们报纸的发行量。这次罢工是在圣诞节之前的广告高峰期进行的，使报社老板们损失了几百万美元，从而把一些报纸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的确，在这次罢工结束后不久，《镜报》停办了；几年之内，《先驱论坛报》《世界电讯和太阳报》及《美国日报》的合并版在又一次罢工后也消失了。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罢工期间，印刷工工会主席伯特伦·A.鲍尔斯曾预言，纽约日报的数量最终会减少到三家，他说对了。只有《纽约时报》和两家通俗小报，即早晨的《新闻报》和晚上的《邮报》，仍在这个城市里存在，而1900年这个城市却有16家日报，1930年也有12家日报。

纽约报纸消失是有多种原因的，雇主的发言人和劳工的发言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双方都认为，它是一种决策失误、经营不善、错误估计和互不信任的历史结果。使报社老板苦恼的是报纸生产成本的加大，工人提出了更高的工资要求，电视侵入来争夺广告收入。他们手忙脚乱地进行试验来追赶经济的潮流和变化着的社会，却经常走错了棋，误入迷途。工人害怕新的自动化机器，而老板却将其视为生存下去的工具。尽管新技术论者有模糊的许诺和委婉的说法，但工人们知道，自动化会最终破坏他们的手艺和安全，所以他们提出了被老板们认为是更苛刻的交易。但老板有自己的、营利者的想法，他们不是慈善家。老板们居住在第五大道上，或者在其他时髦的社区住。他们还有周末的别墅。尽管他们拥护平等的事业，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躲藏在高高的篱笆墙后，有看门人来守卫。报社老板发表了许多关于言论自由的讲演，但他们对采访罢工谈判的记者却“无可奉告”，并且经常用他们的经营会议来阻碍新闻界。在任何经济危机中，持各种意见的报社老板总是和富人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