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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就不同了。他们是满手油污、不被注意的人，只有当他们犯了错误，漏了一行字，击错了键盘时，他们的工作才会被注意到。他们生活在小平房或公寓里，周围是少数民族的邻居，他们不关心中国或共同市场，只关心正被蚕食的贫民窟、他们小额的投资和相邻的学校。如果他们关心远方的战争的话，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儿子会第一批应征参战。他们忠诚的不是报纸，而是工会，在工会里他们也有与老板们相类似的基本的裙带关系。除此之外他们就和老板没有什么共同点了。

在这次持久的罢工中，报社老板们可以寻求并且得到总统和国家的支持，因为政治家们总是急于做那些对老板们有利的事情。但工人只能指望他们的工会。1962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叫作伯特伦·A.鲍尔斯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身上。鲍尔斯41岁，是纽约印刷工工会的头子。他是一个高个子，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盘和渐渐变白的金黄色的头发，并且是一个思想专注、不会闲聊的人。他只上了两年高中就当了印刷工人，在他看来工会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如果雇主公平地对待他们的雇员，不剥削他们，就决不会有工会。但慷慨大方不是雇主们的传统美德，鲍尔斯从自己当印刷工的经验中得知，老板很少自愿地做出让步。印刷工甚至像洗手和撒尿这样的事情，也要在契约中规定下来。事实上，1962年和老板谈判的条款之一就是印刷工愿意放弃一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以此换取把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从36个小时15分钟减少到35个小时。但老板们想当然地认为，不管在契约上有没有规定，印刷工都会拖延上厕所的时间，并且说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会增加生产成本。

鲍尔斯和老板之间还有其他许多不一致的观点。鲍尔斯想为他的印刷工争取更多的钱，多于现在的141美元的工资；他想把不扣工资的病假从一年五天再增加五天；雇主应对工会的资金和福利基金做出更多的贡献；业主应把使用自动装备节省下来的钱拿出一份。鲍尔斯想要的这些东西和其他东西并不总是说得清楚的——他想要老板自己提出来，由工会来决定——他还想要契约中没有说明的东西，这就是身份。他要求的身份严格地说不是一种个人的身份，尽管这是反对他的许多人的要价，而是给他的工会的身份，因为他的工会多年来在老板和其他工会每两年一次的谈判中一直处在后台。其他工会是：1953年发起罢工的照片制版工工会，铸版工工会，新闻工作者工会，投递员工会，电器工、邮件工和大型日报必需的其他工人的工会。印刷工工会一直是和其他工会混在一起的，特别是和纽约报纸联合会混在一起，后者代表记者和文字编辑、职员和送稿生、电梯操作工和清洁女工及自助餐厅厨师，以及和九大行业工会没有密切关系的其他所有人。纽约报纸联合会1951年发起了反对《纽约世界电讯报》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因为行业工会支持了它。自那时起联合会在各工会中获得了它以前从未享有的领导地位。每两年，联合会的契约在10月31日终止前，联合会的代表就会和老板们进行协商。他们达成新的协议后，便假定这些协议也会为行业工会所接受，而行业工会的契约基本上是在12月7日终止的。鲍尔斯现在想结束这些假定和程序。

鲍尔斯认为，联合会不能因为它的契约终止日比较早就可以为其他工会来设定标准，他想要所有工会的契约都在同一天终止，也就是说都在联合会的10月31日终止日终止，这样行业工会就能在圣诞节前的广告高峰期之前对付报社老板，因为老板在这个时间最怕罢工。鲍尔斯的工会，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建立的，自1883年以来没有号召过罢工，只在1919年发起过一次“自愿休假”，希望获得一周44小时工作制。但这次抗议，是在无视国际印刷业工会的情况下举行的，失败了。在本世纪，更富进攻性的工会取得了重大的收益，而印刷工工会却落后了，靠继续接受一年薪水增加四五块钱，它是永远赶不上其他工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微不足道的好处，对其他工会来说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更高一些。

鲍尔斯认为，印刷工还需要的，是对他们自己身份更强烈的意识。一个报纸没有记者和编辑也能生产出来——管理者、办公室和电讯服务能够填补写文章的空白，但一个报纸离开了印刷工却无法生产出来，至少在这个时代还不行。当然，如果自动排字机——像弹钢琴一样对纸带的穿孔条做出反应——被允许扩大使用的话，它们最终会导致印刷工、工会和鲍尔斯本人被消灭。对鲍尔斯来说，而不是对所有报社老板来说，这是一种令人苦恼的想法。

在这次罢工期间，一些冲动恶毒的报社老板开始仇恨鲍尔斯。他们把鲍尔斯看作是对他们在新闻界生存的无情威胁。在纽约的日报中，只有《纽约时报》和《新闻报》继续营利，其他报纸是靠报纸业链条或所有者个人的副业生存的，这些所有者的财富主要来自外部源泉。尽管报社业主联合会向工会保证任何一个正式雇员都不会因自动化而失去工作，但报社老板却想立即开始使用自动化机器把华尔街的所有上市公司和相关的股票走势图排印在金融版上。这些机器会从美联社或合众国际社接收包含这种信息的纸带。但工会出面阻止，坚持要求把使用纸带可能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纳入一项专门基金，用于印刷工的培训，或他们的提前退休金，或其他补偿性的失业福利。老板们表示反对，说其他大城市的报社已经得到工会认可，增加使用了纸带，并没有为印刷工建立专项基金。于是这形成了一种僵局，双方的态度都强硬起来。1962年圣诞节之前的几周，罢工开始了。

印刷工的纠察队在《纽约时报》《新闻报》《美国日报》和《世界电讯和太阳报》的办公室前走来走去。纽约未进行罢工的报纸——《邮报》《镜报》《先驱论坛报》的所有者停止了报纸的出版，锁上了他们的门。突然间，纽约几百万人的读报习惯改变了。一些纽约人，他们的常规中断了，开始习惯了没有报纸的生活，再不会成为报纸的订户了。他们开始更多地看电视，或者更详细地读新闻杂志或书籍，并且发现，没有了赫斯特集团每天大量令人目眩的标题，《新闻报》上传闻的匪徒枪击，《纽约时报》上威胁性的国际冲突，纽约似乎成了一个更正常的、平静的地方。另一些纽约人，坚持每天的读报习惯，开始阅读《纽约时报》的西部版，这是由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给他们寄来的，或者他们购买现在摆放在报摊上的外埠报纸——《费城探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或者他们读《华尔街日报》、《妇女服饰日报》（Women's Wear Daily），或由一些记者（包括《纽约时报》的记者）生产的薄薄的特殊的罢工版。对《纽约时报》的这些人和其他人来说，这次罢工并没有像1953年的罢工那样引起内部冲突和懊悔。过去的那场罢工是一种新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体验，它在历史上第一次阻止了《纽约时报》的出版，尽管《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被迫不去越过纠察线，但他们毕竟还有一种放弃和背叛《纽约时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