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第5/13页）

各种右派潮流运动的根源是一股社会小人物的愤怒之情。小人物身处社会之中，一边是大公司大企业的巨石迎面击来，一边是日益升高的工人运动壁垒挡住去路，两面夹攻之下，小人物一切美梦都告粉碎。即使未曾破灭，那变化中的世情，不是夺走他们原来在社会中占有同时也深信本身该有的可敬地位，便是剥夺了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中自己有能力、有权利取得的身份地位。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的运动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19世纪最后25个年头里，以仇恨犹太民族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而当时犹太人遍布各地，正好成为这不公平世界中一切可恨事物之所寄。更何况犹太人一心尊奉启蒙思想，又因为在法国大革命里插了一脚获得解放。但是也正因为他们对这些新时代思想运动的参与，更使其成为众矢之的。犹太人是万恶资本家、有钱人的象征，也是革命煽动者的象征，更代表着这一代“无根的知识分子”，是传播邪恶力量的媒介。犹太人重视知识，更使得他们在一些需要教育背景的职业竞争中，取得较大的优势，而在他人眼中，这种竞争，除了不公平，当然还是只有不公平。此外，犹太民族又代表着外族外民与外人。至于基督教那一向坚信的旧思想：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元凶首恶，犹太民族之罪，自然更不在话下。

西方人痛恨犹太人的情绪，的确相当普遍深入。而犹太人在19世纪社会的地位也相当暧昧不明。当时罢工的工人，甚至与种族主义意识无关的工人运动，往往动不动就攻击犹太人开设的店面。工人也经常假定自己的雇主是犹太老板（在中欧及东欧的大部地区，这一点倒相当正确）。然而，我们却不可因此将这些工人视为德国国社党的原型。他们最多只像爱德华时代英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般［如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由于天生认为排犹为理所当然，因此在政治上成为激进右派反犹路线的同路人。在中东欧地区，犹太人是农村居民购买生活所需及与外界经济活动联络的中间人，所以当地小农反犹情绪的历史比较久远，也更具爆炸性。新时代新世界的大震动，对斯拉夫、马扎尔、罗马尼亚的乡农来说，是如此不可理解，而生活却有莫大的变化。这一切，更是只有怪罪到犹太人的头上了。而传说中犹太人杀害基督教幼童以为献祭牲礼的传统迷信，这一群肤色黝黑的无知乡民依然深信不疑。因此，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一到，对犹太人的屠杀迫害（Pogrom）自然不可避免。1881年，社会革命者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俄国的反动分子，就曾鼓动民众向犹太人报复。在这种社会历史及心理背景之下，一条直路大道，便从原本的反犹情绪，笔直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灭犹行动了。而传统的反犹主义，也为东欧的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其中尤以罗马尼亚的“铁卫队”与匈牙利的“箭十字”为著。至少在前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的王朝境内，传统反犹运动和法西斯的反犹现象有很多联系。相较之下，在号称日耳曼第三帝国（German Reich）的德国境内，农村及地方上的反犹情绪，虽然也根深蒂固，并且极为强烈，但其暴力倾向却很低，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比较默认犹太人的存在。1938年间，德军铁蹄进占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地犹太人逃往柏林，却惊异地发现此地的街头不见同样的反犹情绪。柏林街头的反犹暴力，来自上级的命令，1938年11月对犹太人的攻击就是一例（Kershaw，1983）。19世纪中东欧民间对犹太人的间歇屠杀，虽也极其野蛮残忍，但若和一个世纪之后，大规模系统化的灭犹行动相比，却不免小巫见大巫了。1881年死在俄皇亚历山大事件中的犹太人人数甚少，1903年死于基什尼奥夫（Kishinev，今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屠杀者，则约为四五十人左右。可是数目虽低，却引起举世——当然的——公愤，因为当时，在20世纪野蛮行为尚未来临之前，小小的牺牲，便足以令那些以为文明应当不断进步的世人侧目。甚至到了1905年时，随着俄国农奴的起义，虽有更多犹太人不幸遭到屠杀，但是根据以后更高的比较标准而言，当时的死伤人数也显得相当少——全部只死去800人左右。相形之下，到了1941年德军向苏联境内挺进之际，3天之内，立陶宛人就在维尔纽斯（Vilnius，今立陶宛国都）杀害了3800名犹太人。数字虽高，却还是大规模有计划集体屠杀犹太人开始之前的死亡人数。

激进右派的新兴运动，一开始虽然出于传统的褊狭心态，最终却在根本上改变了旧传统的结构。对于欧洲社会的中下阶层魅力特别大。19世纪90年代已形成的国家主义派知识分子，更以此为其中心理论。而“国家主义”（Nationalism）一词本身，就是在那十年当中，由反动阵营一群新发言人新创出来的名词。于是中产阶级，以及中下阶层的好战之士，一举而向右。这种向右大转变的现象，多发生于民主及自由主义思想不甚昌盛的国家，或自身不与民主自由认同的阶级。换言之，主要都是一些尚未经历类似法国大革命重大转变的国家与地区。事实上，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阵营里面，例如英法美三国，革命的传统弥漫一切，足以抵挡任何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美式的民粹主义，固然有种族主义的心态，而法国的共和人士，也许有大国沙文主义自大无比，却万不可将之与法西斯混为一谈：这两者都属于左派，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型。

然而这并不表示，一旦法国革命精神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老调不再重弹，革命老将就不再追随新起的政治口号了。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挥舞着纳粹旗帜的活动者，多来自地方上的专业人士，包括兽医、土地测量员等等，而他们原都是当地自由派的一员，属于受过教育，从乡下教区环境之下解放出来的新一代。同样，日后到了20世纪，正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解体，许多体力劳动者从此无所忌讳，根深蒂固的沙文思想与种族偏见，便开始宣泄无遗。在过去，他们虽然也不免接触这些偏激思想，但为了效忠工人运动起见，他们不好意思跟自己支持的党派唱反调。党的立场既是热情反对顽固的沙文主义及种族思想，自己当然不便公开表露真实的感受。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世界排外仇外以及种族歧视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体力劳动阶层之中。但是回到法西斯主义初期，这类想法却仅局限于四体不勤的劳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