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亚的大半岛(第3/4页)
至于中国的对外贸易,仍有60%控制在英国及其殖民地手中,这可以解释为何英国一直强烈要求各国取消从前那些歧视、虐待中国人的政策。与代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利益的顾客保持友好关系才是上策。万一这些聪明的中国人起来抵制英国的产品,英国人每天的损失就会高达数百万美元。
在朦朦胧胧的远古时代,中国人最早的祖先就出现了,他们生活在黄河两岸的黄土地上。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最称心如意的莫过于有一片肥沃的土地了,更何况黄土地还给他们解决了居住问题。人们在山的侧面挖出一个个窑洞,住在这种舒适的房子里根本不必担心墙壁透风或者屋顶漏雨。
据那些对黄土地情况比较熟悉的旅游者讲,这个地区本来人口十分稠密,可在夜晚竟丝毫看不出人类居住的迹象。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出现,无数男女老少一下子从窑洞里冒了出来,就像兔子从洞中蹿出来晒太阳一样,他们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劳作,直到暮色苍茫,又全部消失在窑洞之中。
中国人占领了西部的高山地区之后,又开始慢慢向东部扩展。汹涌的黄河激流携带着数百万吨黄泥,沉积到下游平原,使那里的土地变得更加肥沃,足以养活不断膨胀的人口。随着黄河的变迁,中国人也跟着迁徙,在公元前2000年(罗马出现的150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到达长江流域,他们的帝国中心也开始从黄河流域慢慢转移到东部大平原上。
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中国出现了三位伟大的道德大师:孔子、孟子和老子。这三位圣人出现之前,中国人的宗教思想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当然,身为造物力量的渊源,大自然理应受到膜拜,尤其是那些完全靠天吃饭的人,对大自然更是顶礼膜拜,绝不敢产生一丝一毫的不敬。孔子、孟子和老子与耶稣、释迦牟尼以及穆罕默德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并不是宗教创始人。
首先,他们的道德教义是建立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基础之上,认为人并非天生就是大智大勇的人,只是凡夫俗子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勤奋好学,谦虚谨慎,认真聆听长者与智者的教诲,肯定会有所作为的。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看,这三个人所宣扬的观点是过于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们都没有宣扬过人以善报恶或者逆来顺受之类的思想,他们不相信凡夫俗子会有这样的高尚情操以至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而且他们自己也在怀疑,这样的行为准则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所以,他们说,恶人自有恶报,好人应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做到忠信仁义,尊崇先人。
这三位中国哲学家所宣扬的道德思想内容不多,而且每一位都有自身的不足之处。我并不是说这种道德体系比我们的好,或者不好,但这种思想的确具有某些非常明显的优点,它至少使这个讲数种方言(中国北方人与南方人交流就如瑞士人与意大利人交流一样困难)、生活在各式各样环境中的4亿中国人能够拥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人生荣辱沉浮的达观态度,也就是一种实际的人生哲学。正是这种哲学态度支撑着无数境遇悲惨的下层人民承受很大的劳苦,走完自己的一生,而如果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面对同样的磨难,就会垮掉或者自杀了事。
孔子、老子和孟子的这些朴素的哲学思想,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看一下中国人4000年的同化奇迹。这种同化奇迹是非常反常和难以置信的。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被一个更大的帝国——蒙古大帝国吞并,这个大帝国的疆域辽阔广大,东起太平洋,西抵波罗的海,但是这些蒙古帝王却都和忽必烈一个下场,最后都被同化成汉人。蒙古王朝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中国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1368—1644年)。后来,这个王朝又被满洲一个鞑靼国王推翻,建起了大清帝国。虽然当时的满洲统治者征服了汉人,强迫汉人留起了辫子,剃光了前面的头发,以作为对满族人的屈服。但是,他们仍然被同化得比汉人还更像汉人。
自从满洲人入主中原,中国就天下太平了。大清王朝只需把海港守住以防范西方的外国侵略者,便可高枕无忧。于是,中国的文明进程终于有了一时的静息,但是它一旦停歇下来,整个国家就立即失去了活力,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僵化保守。它的政治专制比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政治体制还严厉,文学被冻结了,甚至那曾经无与伦比的科学也不再发展,如果还有人发明什么新玩意儿,他立即就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甚至中国无可比拟的艺术也墨守成规,就像古老的拜占庭镶嵌画一样,开始流于形式。中国完全与世隔绝了,他们没有机会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做什么。闭关锁国的民族总是夜郎自大、盲目乐观地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天下无敌的,认为他们的艺术也是人类一切艺术中最精彩绝伦的,还认为他们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也远远比别国优越,如果拿外国作标准来衡量中国,简直是荒唐透顶。然而,所有试图排外的国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不幸。
自16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才允许少数几个“洋鬼子”进入太平洋沿岸的几个贸易港口城市。这些主要来自葡萄牙、英国和荷兰的不幸的“洋鬼子”在这里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如同刚好与弗吉尼亚州早期殖民者的后裔搭乘同一条船的黑人医生。
英国人在1816年派阿默斯特勋爵(他在1817年去圣赫勒拿岛拜访过拿破仑)来觐见天子,希望中国天子对英国商人给予庇护,改善他们在广州的待遇。阿默斯特勋爵被告知,他能否上朝觐见天子决定于他是否愿意在御殿前磕头。所谓“磕头”,讲文雅一点儿,就是“在皇帝的宫殿中,以头三次触地”。这对一个荷兰船长来说是办得到的,因为他明白,只要他在皇帝面前磕了头,他就能把大量的茶叶和香料带回去,一生享用不尽。但是,阿默斯特不是船长,他是英国国王的代表,于是他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他甚至连北京的城门都没进去。
这时的欧洲,詹姆士·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因此而富强起来的欧洲急切地要去征服新的世界,中国理所当然地被列在榜首。对骄傲的白种人来说,以突然爆发的事件为借口挑起战争很不光彩。1807年,马礼逊博士作为欧洲第一位传教士来到广州,开始不断对中国人宣传基督教如何如何好,为何要信仰基督,因此要必须给它一个机会。但那时,即使那些最迂腐、最狭隘的满洲官员都能够积极地固守孔子的教义,以此来阻挠滚滚而来的鸦片狂潮,不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却在不断地从罂粟籽中提炼着数百万磅的鸦片,将它们卖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居民。英国东印度公司坚持要把鸦片输送到中国,中国当局则坚决拒绝让鸦片上岸,于是鸦片和受伤害的感情引起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让中国人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绝对不是那些被他们看不起的外国人的对手,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