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鲁迅：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第2/3页）

然而，现实很快粉碎了人们的美梦。从外国引起的这种先进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固有社会传统似乎格格不入。虽然国号一直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个国号之下的政治运行与“共和”二字相去太远。经历了洪宪复辟危机、猪仔议员丑闻、连年军阀混战之后，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先进的政治制度”与中国人普遍素质之间的巨大不适应性。特别是曹锟贿选事件，更让人们认识到一种新制度在旧土壤上建立的艰难。梁启超的“只有先新民，才能建设新制度”的话，在此时似乎显出了先见之明。

鲁迅的心理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辛亥革命之初，鲁迅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新中国”满怀憧憬。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彻底失望了。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从此，鲁迅成了一个彻底的“国民性论”者。他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政府的。”“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因此，“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其他知识精英结论也与鲁迅大致相同。杨昌济说，“有不良之国民，斯有不良之政府”。陈独秀则说，“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1916年初，胡适的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出自鲁迅之口：“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那么，怎么“立人”呢？鲁迅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的《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说，先进行人的现代化，而后才能谈到制度的现代化。

从梁启超到鲁迅，时间虽然过去了二十年，但国民性问题仍然被简化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洗心革面的问题。似乎只要人人痛下决心、悔悟自新、告别旧我，即可成为一代新人。个人与社会本来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个人的行为固然会影响社会，社会环境更有力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然而，从严复、梁启超直到鲁迅、陈独秀，始终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影响，而且把它绝对化。这种“单向决定论”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实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另一个变种。当1916年到来之际，陈独秀仍然满腔热忱地向国人呼吁，人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进而“以新国家，以新社会”，而使“民族更新”。几个月后，李大钊也向中国青年发出了自觉再造自我的呼吁：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

只要人人迎来新我，就会迎来新的社会。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五四”一代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他们办杂志，办学校，写小说，椎心泣血，宣传、呼号，以期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人。这其中鲁迅的呼声最为锐利而洪亮。

鲁迅认为，用文艺唤醒人的灵魂，是挽救国家唯一之路。因此文艺创作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与此相比都无足轻重。所以一九二二年得知胡适在创办《努力》周刊打算论政时，鲁迅表示不以为然。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们的谈话说：“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

整整二十年间，鲁迅心无旁骛，艰苦卓绝，一以贯之地进行着“国民性改造”这一伟大的人类灵魂改造工程。他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用投枪、匕首、大刀，冲锋战、壕坎战、迂回战，持之以恒地揭露、总结、批判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点”。一篇《阿Q正传》，对普通民众来说，其作用大于十篇《新民说》。鲁迅用他洋溢的才华和独特的文笔，将国民性问题赤淋淋地挑在笔尖，伸到每一位读者眼前，让每个人都无法回避。可以说，“国民性”这三个字，是经鲁迅的传播，才成为汉语中的一个常见词汇的。他将梁启超的“以小说塑造新人”思路贯彻到了最彻底的程度，其深与广无与伦比，影响也非常巨大。

然而，鲁迅等人的艰苦努力，效果并不明显。非但进步不大，从鲁迅的文字来看，国民性的某些方面还有越来越坏的趋势。最有力的证明，是二十年间鲁迅对国民性的批评责骂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痛切，也越来越无奈。鲁迅原本信奉进化论，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他认为，虽然中国文化有原罪，但是随着他们这一代肩住黑暗的闸门，放进西方文化的新空气，那么接受了新文化的青年人成长起来，“血液里的昏乱”就会一代代迅速减少。然而，岁月无情流去，鲁迅眼中的青年却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不断沦陷。1925年，鲁迅就对他看到的普遍的青年“形象”表达过不满：“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1927年广东革命阵营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动。他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从此之后，他对青年一代的评价越来越低。1933年他说：“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1934年他又说：“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

这一事实让鲁迅在努力二十年之后发现，先思想后制度的“国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思路轰毁”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孤寂、彷徨和思想苦闷，鲁迅在晚年放弃了“国民性论”，接受了“阶级斗争论”。苏联建国的成功给了他新的启示。他说，看到“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在晚年鲁迅心中，苏联成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麦加”，那里存着全世界的光明和希望。他大量翻译苏俄文学，他开始相信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