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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彼此间隔极为漫长的诸多事例之间的相似性依然像起初那样让我忧心忡忡，但另一方面又使我想到，稀奇古怪的民间传说在过去无疑比如今更加广为人知。与我类似的其他失忆症患者很可能早已熟知我在第二人格状态下才读到的那些传说。这些患者失去记忆之后，将自己与那些家喻户晓的神话中的生物（据说能够取代人们意识的入侵者）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开始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带着这些知识返回幻想中人类出现之前的过去。记忆恢复之后，他们又逆转了这个想象中的过程，认为自己不再是取代者，而是曾经遭到囚禁的意识。因此，他们的梦境和虚假记忆才会总是遵循神话的惯有模式。

这样的解释看似过于累赘，但最后还是战胜了我脑海里的其他念头，主要因为其他的推论都实在经不起推敲。许多杰出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都逐渐认可了我的观点。我越是思索，就越是认为我的理论站得住脚，直到最后我筑起了一道切实有效的堤防，将依然折磨着我的幻觉和印象拒之门外。就算我在夜里见到了奇异的景象，那又怎样呢？它们只是我听过和读过的材料而已。就算我确实有一些古怪的厌恶感、异常的视角和虚假记忆，那又怎样呢？它们只是我在第二人格状态下沉迷的神话故事的微弱回声。无论我梦见什么，无论我感觉到什么，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意义。

在这种哲学的庇佑下，我极大地改善了精神平衡状态，尽管幻觉（而不是抽象的印象）逐渐变得越来越频繁，还令人不安地充满细节。1922年，我自认为能够从事稳定的工作了，于是接受了大学的心理学讲师职位，让我学到的知识派上用场。我的政治经济学职位早由其他有资格的人士接手了。另外，比起我执教的时代，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儿子此时已是一位研究生，最终成为心理学教授，与我联手做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