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你是我的一滴汗（第3/13页）

但当时我的脑子可没这么清醒，做电视虽然不是做电影，好歹也接近我最初的梦想，何况当时湖南卫视已经有几个颇有影响力的节目，“电视台实习编导”的名头在一个大学生的眼里，远比“中科院院士”要牛得多。我只觉得满腔干劲儿，一个金融专业的学生心中萌生了远大的电视理想。在我第一次走进湖南广电中心大门的时候，脑海里回荡着《问天再借五百年》的旋律，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做全中国最牛的电视导演！”

我被柳哥领进了节目组办公室，基本上，看上去，和我们辅导员的办公室也没太大的差别，只不过稍微杂乱一些，墙边拐角堆着花花绿绿的泡沫板和残破道具，最东边是一排铁皮文件柜，柜子顶上有一些奖杯，都落着灰，显然屋里的人也不太在意这些。柳哥把我领到制片人王萍姐跟前，“王萍姐，这是南湖大学的方鹏。”

“哦，见过，一直帮我们组织观众的嘛。”王萍姐很和气地说，“你学什么的？”

“我学金融。”虽然我不太喜欢自己的专业，但说起它的时候，还是很自豪的。

“学金融，专业很好啊，为什么想做电视呢？”

“我喜欢这行。”我很认真地把我怎么想考北电，又怎么被我爸黑掉的故事给王萍姐讲述了一遍，“我在学校也一直做话剧团，我写过很多原创小品，我还是音乐协会的，我还写过歌，我还泡BBS，我在寒潮论坛连载小说，点击量已经好几千了。”

“嗯，不错，小才子嘛。”

“Wherewhere。”

“嗯？”

“哪里哪里。”我在当年，给点儿阳光就嘚瑟。

8

王萍姐把我分给了一个叫徐柯的编导。徐柯，上海籍，来长沙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长沙话，两种方言说快了我都听不太懂，我给这个节目组织观众的时候经常看他打电话，没一次听出来他说的是什么，所以在所有编导里，他是给我距离感最大的一位。但有一点我知道，他是一位非常牛的编导，有能力，有想法，做过许多很有影响力的大节目，领导把我分给他，是我的福气。

但对徐柯来说，分给他一个毫无经验的实习生，和福气完全不沾边。徐柯有些洁癖，办公桌向来是自己收拾干净，不像别的编导，可以打发实习生去倒倒垃圾、擦擦桌子。徐柯抓耳挠腮半天，终于琢磨出一个给我打发时间的活儿——看观众来信。2003年说来也不算太早，电脑和网络已经比较普及了，但那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有很多还是很愿意给电视台栏目组写信的。徐柯给了我一个纸箱子，里面满满当当有好几百封观众来信，这只是半个月的量而已。

观众来信基本没人看，一方面是因为节目组人手不够，另一方面，是这些信绝大多数都没有看的价值。我在看了1000多封观众来信之后，把这些信基本分为三类：

第一类反映社会问题的，谁贪污了，谁腐败了，把这种检举信寄给娱乐节目栏目组，要么是病急乱投医，要么是压根儿没搞清楚状况。这种信，你看个开头就可以直接扔掉，反正没人会管。

第二类是对节目组表达喜爱，或者憎恶的。这种信，看个开头也可以扔掉，因为无论是喜爱或者憎恶，不是“脑残粉”，就是“脑残黑”，从不会提任何实质性的意见。

第三类信，是要转交给徐柯并且在节目组传阅的，这一类信叫作“奇葩”。100封里能出个一两封，属于百里挑一的奇趣文章。比如曾经有位湘西的大叔，写了满满20页的情书给我们的女主持，在信里，他亲切地称那位女主持为“二姨太”，而我台另一位女星，则是他的“正房”。这位湘西大伯用神一般的想象力，描述了这两房老婆之间争风吃醋的细节，并且向“二姨太”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虽然把正房的名分给了别人，但最爱的却仍然是她，希望我们的女主持把心放宽一些，以大局为重……这封信在节目组被争相传阅，那20张劣质信纸都快被揉烂了。

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从一堆信件之中翻出一些可笑的玩意儿，供办公室里的老人儿们乐呵乐呵。这工作毫无意义，但我当时却并不以为然，甚至颇为骄傲，那是一种身份和智力上的优越感，以及因这份职业带来的虚荣感觉。我为了这件一文不值的事情，每天早早起床，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大学城赶到广电中心，在那张吱嘎作响的木头椅子上一坐就是八小时。每天回到出租屋，我都是风尘仆仆、身心疲惫，小伊会很贴心地帮我捏捏肩膀，然后听我说今天读到的极品观众来信。我觉得我们就像社会上的小夫妻一样，朝九晚五，过着日子。

9

说说小伊怀孕的事吧。

那是在秋老虎快要过去，天已经差不多凉了的时候。一天晚上，我正独自一个人在“学友”网吧上网，玩着一个叫泡泡堂的无聊游戏，操纵着叫“喜丢丢”的蘑菇小人满世界乱窜。突然手机响了，电话那头是柯依伊同学带着哭腔的撒娇声：“公啊……我……我有了……”

当时，我正叼着烟卷玩得开心呢，一局没结束，我的心思还不太在电话上，“有什么了？”

“有了……就是有了啊……公啊……”

“怎么了？”

“我怀孕了……”

“啊？”我一张嘴，嘴里叼的半根烟掉在腿上，我赶紧掸掉烟灰，放下鼠标捧着电话，“什么？”

“公啊，我怀孕了……”

“你在哪儿？”

“我在家里。”

“你等着，我马上回来。”我挂掉电话，强行退出游戏，埋单出门，喜滋滋地往回赶，心头浮现出三个大字——“喜！当！爹！”

搁在现在，但凡是个心智正常的大学生，估计都不能怀着喜悦的心情去迎接自己女友意外怀孕。可我告诉你，当时我脑子没有进水，干燥得很，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意外怀孕意味着什么。

让我从头说起……对于我们这些20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男女之间圈圈叉叉那些事，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教过我们。在我们心智初开的时候，我们问我们的父母“我是从哪儿来的”，回答多半都是“捡来的”，这个回答和父母们的文化层次没有任何关系，比如我二叔是一位曾经的文化青年，写过三四十万字的小说，所以他在回答我堂弟方小可这个提问的时候，描述得非常详尽，把他是在哪座桥的哪个桥墩子下面捡的，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还虚构了一个穿粗布老棉袄拾荒大嫂的角色，说她可能才是方小可的亲生母亲。结果方小可对自己的来历确信无疑，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自己溜出学校离家出走，要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们一家人找了一夜，才在路边把我那已经饥寒交迫的弟弟给捡了回来。为这件事，我那慈祥的二婶当着我爷爷奶奶的面，抽了二叔一个大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