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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什么意思？”陈小露脸上出现了不高兴的神色。
“没什么，我只是讨厌《蓝色》而已，《十诫》也讨厌。”
“《十诫》是什么？”
“破电影——同样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
“那我不看了。”
陈小露把遥控器一扔，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两步，坐到床上。
我想她一定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了不满，于是，我们都不说话，陷入沉默，我抬眼看表，已是凌晨五点钟。
“你不看点别的？”我问她。
“我不想看了。”
“哎——”我看着陈小露，见她等我往下说，我便说道：“算了——就这样吧。”
“这样是什么意思？”
“就像咱们现在这样。”
“我累了——跟你在一起真累。”陈小露说着爬上床，躺下。
我坐到电视机前，打开电视，从带仓里抽出《蓝色》，换上一盘马丁。史高西斯拍摄的《愤怒公牛》看了起来。
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时常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讲了一个拳击手的故事，由罗伯特。德尼罗主演，整部影片干净利落，德尼罗的表演干巴巴的，拳也打得十分了得。
陈小露在我看电影的过程中，不时从床上欠身起来，往我这里看上一眼，然后又倒回去，我知道她也与我一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里。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看完，天已大亮，我关上电视，倒掉手边满满的烟灰盒，到洗手间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件黑色短袖Ｔ恤，一件格子衬衫，然后开始打扫房间。
陈小露醒来，坐于床头，头发乱乱的披散在脑袋周围，一双大眼睛呆呆地看着在屋内外走进走出的我，一言不发，直到我擦净地板，回来以后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为止。
我坐回沙发，看着她。
“真够勤快的。”她用手抓抓头，说道。
“无聊罢了。”我说着，把一杯热水递到她手里。
“你要睡会儿吗？”
“不，我不困。”
“要吃东西吗？”
“不，不想。”
“也许——”她看着我，慢慢地说，“也许，这样下去对你不好。”
“对你也不好。”
“我可以离开他，可以找工作，可以跟你在一起。”她一字一句地说，“可是，一切得慢慢来。”
“从今天就可以，从现在——我可以和你一起，干什么都成，做推销员也行，或者，你先上学——”
陈小露长叹一声，忽然不再言语。
“你怎么了？”我问她。
“我——我还不了解你，我只是跟你上了床。”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我喜欢跟你上床。”陈小露说。
她站起来，我一步步走向她，看着她，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我坐到她身边，拉住她的手，然后抱着她，把她的头放到我的胸前。
“我愿意跟你上床，没完没了地上床，除了上床，什么也不干，那样该多好呀。”陈小露在我怀里说。
这话听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里的话——我们去大草原，去深山里，去没有人的地方，就我们俩，没有别人，从此我们就会快乐等等，诸如此类。但是，陈小露的话仍然让我怦然心动，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阻止她与我在一起，但我知道她有与我在一起的愿望，这就足以让我把她的头更紧地抱在胸前了。
“我要刷牙洗脸了——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搬东西，好吗？”
我点点头，陈小露从我怀里钻出来，懒洋洋地亲了我一下，然后奔向洗手间，听到门咣地一声关上，我向后一仰，倒到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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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农学院的路上，我和陈小露恢复了常态，甚至开起了彼此的玩笑，从安定门出来，一直向北到安贞桥这一路有三个红绿灯，汽车堵成一团儿，陈小露手握方向盘，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边不断地起步停车，一边与我开着玩笑，我不时注视她的侧面，由于睡眠充足，她显得非常有精神，脸色红润，说话声音也大于平时。
我们上了三环，到了蓟门桥右转，上了快速路，四十分钟后，来到农学院，我上楼去把电脑搬下来，陈小露打开后备箱，帮我装好，然后，我们一路开回安定门，在路边的肯德基炸鸡店吃了一顿快餐，我们一人吃了两个鸡翅，两个小圆面包，两盒鸡汁土豆泥，我喝的咖啡，陈小露要的可乐，然后，她把车开到我的楼下，我把电脑从后备箱里搬出来，陈小露把后备箱盖盖上，说：“我就不上去了，下午有课，我回家取书。”
我手里抱着一个大箱子，对她点点头：“好吧。”
“电话！”她对我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然后回到车里，我看着她慢慢倒车出去，掉了一个头，向公路开去。
我把电脑和显示器分两趟搬入楼中，上了电梯，回到家，装好，给赵东平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在农学院写不下去，所以回家写，赵东平听了也没见怪，只是说每天通电话，相互告诉一下故事的进展情况。
我走上阳台，站在刺眼的阳光里，看着楼下二环路上紧紧连成一队、行驶缓慢的车辆呆呆出神，忽而，我觉得自己坐在陈小露的车内与她谈话，忽而，我想起我们夜里的温存，一时间，心里极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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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想跟你上床——你这样，早晚把人吓跑了，我的建议——”大庆把一杯扎啤咣地一声顿在桌上，手一挥，“去他妈的，操一次是一次，别的什么都甭想，想也没用。”
说这话时，我与他坐在西四附近的一个空荡荡的酒吧里，此时正是晚上五点整，下班的人流就从酒吧外面经过。
“吴莉好吗？”
“没信儿，放我那儿的东西也不拿，人就不见了，不知去哪儿了。”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没什么原因呀——”
“这一段吵过架？”
“没有——我天天在外面，她工作忙，回来就睡觉。”
“她说过什么？”
“没说什么——完蛋了。”
大庆性格内向，自己的事儿往往不愿对人多说，这一点，朋友们都清楚，他谈论别人的时候，往往把事情的发生和结果讲一遍，然后加上原因及自己的分析，但对自己的事往往守口如瓶，如果他不想告诉你，你就别想知道。
我们默默无言，又喝了两瓶啤酒以后，大庆说：“我接了一活儿，一连续剧，在上海，剧组在上海建，演职员都是上海人，后天走——你——混吧。”
于是，我们就在酒吧门前分手，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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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走了，这一走，一去不回，听说上影厂导演室正巧要招几名年轻导演，大庆便留在了上海，又过了两年，大庆回北京拍摄一部纪录片，老朋友相聚，说到吴莉，大庆说吴莉当时给他留了一个小条后便搬到另一个城市，结了婚，生了小孩，用吴莉的话讲，叫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大庆也在上海找到自己喜欢的一切，爱尔兰咖啡，洋气的建筑，上海本帮菜，当然，还有皮肤细腻、身材细长、会说吴侬软语的上海小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