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7（第2/3页）

“那天我们去巴克斯特家时，路过你以前的家，看见诺姆栽了新的灌木。”他们说。

每次米拉到家，他们都会激动地拥抱她、亲吻她。他们会给她做午饭，然后坐在餐桌旁喝咖啡，问她：接下来要去哪里？路上堵不堵？学业还顺利吗？这对沃德太太来说，又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她一辈子都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中年女人还想回去读书，每当想起这个问题，她就很难忍受。你现在在干什么？口试。噢，是什么口试呀？噢，那之后呢？你什么时候才能毕业，重新回到成人世界？论文。噢，当然。论文都写的什么？去年他们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明年还会再问。

朋友的话题在家里是可以讨论的，于是米拉会和他们讲发生在她朋友间的新鲜事。可他们除了瓦尔，谁都记不住，哪怕她经常和他们提起伊索，以及最近在她信里提过的克拉丽莎和凯拉。似乎在他们看来，瓦尔和她年纪差不多，所以才能被归为朋友之列，而其他人则只是“年轻学生”。米拉决定给他们讲讲派对的事。他们听得云里雾里。沃德太太不明白，那些年轻学生本来就没多少钱，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去做这些无聊的事。

“为了好玩啊。”米拉说。可沃德夫妇更不能理解了。

聊天过程中她提到过几次本，可他们谁也没问本是谁。

该轮到沃德太太说他们的朋友了。沃德夫妇有许多认识了三十多年或更久的朋友。他们还认识这些人的儿孙、堂表亲、叔伯（大多数都已经过世了）、姨婶。他们知道很多故事。这个人的女儿搬走了，她的丈夫升了职，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去了；那个人死了。谁家生了小孩，谁家的孩子上大学了，还有谁又离婚了——她特意降低了音调，谁的儿子在吸毒——说到这里，她的声音更低了。

米拉很震惊，原来就连贝尔维尤也在发生变化。她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周围的世界是多么清白、纯净。她知道自己不符合那里的标准，还一直怕自己污染了那里。当然，当妈妈的朋友们来访时，她总会被遣回房间。她结婚以后，偶尔回家看望父母时，还记得他们谈论起某些老朋友的丑事。比如，据说马丁森家有人离婚了——可能是哥哥吧。有人提到哈利·克朗凯特时，大家沉默了一阵，最后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可现在，他们在吃饭时谈到了离婚，还有毒品。沃德夫妇频频摇头。世界大难临头了。米拉想，这是真的，他们的世界真的会这样，因为像毒品和流产一类的丑事会打破他们那精心打造的社交生活的表面。处处都有生活危机。

可她仍不得不听着那些陌生人或是其他她没什么印象的人的无聊故事。他们的行为没有动机，也没有结果，就像核潜艇的零件目录一样枯燥乏味。可沃德夫妇乐在其中。偶尔，沃德先生会打断他妻子的话，“不对，不是亚瑟，是另一个兄弟，是住在克利夫兰的那一个，唐纳德”，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小小地争论一番。他们不停地说着这些，好像可以说上三天三夜似的。这让米拉想起了她从伊索那里借来的色情小说。其中有一个男解说员，基本上每一页，他都会做爱。其中有一些细节：他和A，B或者C做爱，在火炉前的毛毯上、在秋千上、在浴缸里。可大部分情节都是机械、啰唆的生理行为的描述。

“他们就这样来激起自己的性欲。除了手淫，他们还希望做爱像举行仪式一样。”伊索解释说。

“那是意淫。”凯拉补充道。

“我还以为你喜欢那样呢。”米拉说。她还无法说出“意淫”这个词。

“哦，当发生在别人身上时，的确如此。你知道吗，当你撞见两颗心彼此点燃，而且你还能感觉到火花，那种感觉棒极了！但这种情况不同。”

米拉想，如果她对父母说，她觉得他们是在意淫，他们会作何反应。

可她最终只说了一句：“要来杯杜松子酒兑奎宁水吗？”反正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会吓一跳。

好消息讲完以后，该轮到坏消息了。由于失礼的举止和资金问题是禁止谈论的，所以，唯一可以谈论的坏消息就是疾病和死亡。对此，沃德夫妇可谓移动的百科全书。他们知道每个朋友的每种病的每个症状的每处细节，知道医生开给每个人的账单。因为沃德夫妇和他们的朋友已经七十多岁了，所以那是一笔数目可观的花销。看病的花销确实令人惊愕。沃德夫妇被病痛本身和昂贵的花费吓到了，可除此之外，他们还感到困惑，尽管他们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令他们困惑。他们忧心忡忡地说：“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在大萧条时期，沃德夫妇的大多数朋友都和他们一样，并不宽裕。他们生活节俭、工作辛苦，快五十岁的时候，因为战争日子才好过起来。他们并没有想到是战争带来了他们优渥的生活，他们对此并无道德负担。他们都相信科技，相信科技带来进步。社会主义令他们感到恐惧，在他们看来，就连公费医疗制度也是罪恶的。米拉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社会，它恰恰摧毁了那些支撑着它的规则的人。因为连那些人都负担不了高额的医疗费用，而且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就连还没生过大病的沃德夫妇，也很难依靠沃德先生的退休金度日。自从认识了本，米拉对政治的那一点儿微弱的兴趣渐渐变得浓厚起来，他经常谈论政治，可她这次回家才第一次看到政治的实际运用。除了道德方面，这个国家的体制并不支持那些拥护它的民众，这样的体制迟早要完蛋。她试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父母这一点，可他们听不进去。在他们心中只有两种概念：资本主义好，高额的医疗费不好，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联系。她最终放弃了。

九点半时，米拉开始感到头痛了。她盼着十点赶紧到来，那是沃德夫妇看电视新闻的时间，之后他们就会就寝。她已经走神了。明天就是平安夜了，她要买一些小东西，要包礼物，下午，孩子们还要过来。他们会留下过夜，一直待到圣诞节的下午，再去他们父亲家。接下来又是一顿圣诞节晚宴，然后要打扫卫生，接下来要谈论礼物。之后，她只需再待上一天，就走了，沃德夫妇并不会不高兴。她走了以后，他们就可以给家里通通气，擦亮盛白兰地的矮脚杯，把它放回瓷器柜的最里面。她暗自想着是不是可以早点儿走。突然，沃德太太不说话了，她当时正在讲惠特科姆先生家二堂兄的肝病，米拉没怎么听。

房间里突然的沉默令米拉抬起了头。沃德太太正坐在一把直背椅上，旁边是一盏昏暗的台灯。母亲骨节粗大的手一动不动地、轻轻地握着，放在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