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17（第2/3页）

“啊，我认识……这是我姐夫和姐姐。”

“是姓渥伦斯基吗？《安娜·卡列尼娜》里面有这么一位人物。”贞之助说。

“啊，是的。您读的书可真不少。您读过托尔斯泰吗？”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日本人都很喜欢。”基里连科对渥伦斯基说。

“小妹，你怎么认识渥伦斯基先生的呢？”

“这位先生住在附近一个叫夙川住宅的公寓里，特别喜爱孩子，无论谁家的小孩，他都喜欢，说起‘喜欢小孩的俄国人’，在这一带还很有名呢。谁也不叫他‘渥伦斯基先生’，而叫他‘科朵姆斯基[30]先生’。”

“他的夫人呢？”

“没有夫人。好像有一段伤心的经历……”

渥伦斯基先生的确像爱孩子的人，性格温和，似乎有点怯懦，凄凉的眼神隐含着微笑，眼角有几丝皱纹，默默地听着对自己的议论。他比基里连科个头要大，肌肉紧绷，皮肤像是让太阳晒成的茶褐色，头发浓密斑白，瞳仁漆黑，看上去近乎日本人，有几分像是当过海员似的。

“今天晚上悦子小姐没来吗？”

“是的，她有很多作业要做……”

“太遗憾了！我告诉渥伦斯基先生，今天晚上要让他看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才把他带来的。”

“哟，真是对不起……”这时，那位“细老太太”进来打招呼了，“我，今天晚上我细（是）非常高兴……妙子小姐的另一个姐姐，一个小的小姐，为什么没有来呢？”

贞之助和幸子听见这个“细”字，觉得一看妙子就会憋不住笑，于是尽量不和妙子目光相对，但是看到妙子目不斜视装得一本正经的样子，又忍俊不禁了。虽说是老太太，但她并不像常见的那种肥胖的西洋老妪，背脊挺拔，脚踏高跟靴，两腿苗条优美，走路时踩得地板咚咚直响，像鹿一样轻快地——说粗暴也不过分——走来走去，看她这模样不由使人想起妙子说过的她在溜冰场上的飒爽英姿。她张口笑时，才知她掉了牙齿，从颈到肩的肌肉已经松弛，脸上也布满了小皱纹，但是皮肤白皙似雪，远处看来，这些皱纹和松弛的肌肉并不怎样明显，看上去要年轻二十来岁。

老太太把桌子拾掇一番后，又把自己买来的生牡蛎、鳟鱼子、酸黄瓜、猪肉鸡肉肝脏等灌肠，还有几种面包，重新摆到桌上，最后又端出酒来。有伏特加、啤酒和装在啤酒杯里烫热了的日本酒，他们先后劝客人喝各种酒，俄国人中只有老太太和卡塔莉娜爱喝日本酒。果然不出所料，桌子周围坐不下，卡塔莉娜靠着没生火的壁炉站着，老太太一边忙活，瞅空儿从人们背后伸出手来，又吃又喝的。因为刀叉不配套又数量不足，有时卡塔莉娜干脆用手抓食物，偶尔被客人看到了，卡塔莉娜便羞得满脸通红。贞之助他们竭力装作视而不见。

“你别吃那牡蛎。”幸子凑到贞之助面前耳语道。虽说是生牡蛎却不是经过精选的深海牡蛎，从颜色看一定是从附近市场买来的货色，而这些俄国人却颇为勇敢地大嚼特嚼，由这一点不得不认为他们比日本人野蛮得多。

“啊，已经吃得很饱了。”几位日本人趁着主人没注意，不断把吃不完的食物丢给桌下的博里斯。贞之助掺杂着喝了几种酒，似乎有些醉意了，他指着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肖像并排挂着的一座壮丽的建筑物的照片高声问道：

“那张照片上的是什么？”

“那是皇村的宫殿，是沙皇在彼得堡（这些人不说列宁格勒）附近的一座宫殿。”基里连科回答。

“啊，那就是有名的皇村……”

“我们家，细（是）住在离皇村宫殿很近的地方，沙皇坐马车，从宫殿里出来，我们细（是）每天都可以看见的，连沙皇说话我们都细（是）能听见的。”

“妈妈奇卡……”基里连科叫母亲用俄语说，随后他用日语解释说：“她并不是真正听见沙皇坐在马车里讲话，因为马车从那么近的地方经过，仿佛听到了沙皇的声音。总之，咱们家紧挨着那座宫殿，那时候我还小，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了。”

“卡塔莉娜小姐呢？”

“我还没上小学，什么也不记得。”

“那间房里还挂着日本天皇和皇后陛下的御照，那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情呢？”

“哦，那细（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白俄生活，托天皇陛下的福。”老太太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了。

“白俄都认为和共产主义斗争到底的是日本。”基里连科说过这话，继续问道：“您认为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个国家很快就要成为共产主义吧？”

“这个，我们对政治上的事情不太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和中国关系不好，我们难过。”

“你们认为蒋介石怎么样？”刚才一直拿着空酒杯在手掌间抚弄、静听别人说话的渥伦斯基这时问道，“对去年十二月在西安发生的那件事，你们怎么看？张学良逮了蒋介石，但是又留了他的命。那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我觉得不像是报纸上所说的那样简单……”

贞之助对于政治问题尤其是国际事件颇感兴趣，报纸和杂志登载的那些知识他也知晓，但是，他任何时候也不从旁观者的态度超越一步。这年头稍不留心说漏了嘴受到牵连可不值得，贞之助很有戒心，特别是在互不知心的外国人面前，他决定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对于这些被逐出祖国、漂泊异域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一天也不能置之不问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他们几个俄国人继续谈论了一会，而以渥伦斯基对这些消息知之最详，似乎还很有些什么主张，其他人都落得听他说。为了让贞之助他们能够听懂，他们尽量讲日语，渥伦斯基说到复杂的问题时就讲俄语，基里连科便随时充当翻译。老太太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评论家，不光是老老实实地倾听男人们的谈话，还积极参与争论，说得起劲时，她的日语就更加支离破碎。日本人也好，俄国人也好，都不懂她说些什么。

“妈妈奇卡，请您说俄语吧。”基里连科提醒她。

贞之助他们没弄明白，不知因何缘故，这场议论演变成了老太太和卡塔莉娜之间的口角。似乎是老太太攻击英国的政策和国民性，而卡塔莉娜奋起反驳。卡塔莉娜认为，自己虽然出生于俄国，却被赶出祖国流亡到上海，受英国人的恩惠长大成人，英国人的学校教育了她，从未收她一文钱学费，学校毕业后又当上护士，在医院拿上工薪，这一切都是托英国的福，那个英国有何不好呢？而老太太却说：“你还年轻，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母女俩渐渐争得激烈起来，甚至脸都白了，幸好有哥哥和渥伦斯基出来调停，没到索然扫兴的程度，一场争斗刚刚冒烟便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