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与光的君王”——译者序（第3/3页）

无论爱情是神灵

是游戏，还是一场偶然

只有在爱情里，我们岁月的荒芜

才能找到荫蔽

阿拉伯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社会，因此，阿多尼斯也和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巨匠们一样，对宗教、对人与神的关系给予格外的关注。虽然他来自一个宗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但他却在诗歌中高举人的旗帜，挑战弥漫于阿拉伯社会的神本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在他早期创作的著名诗集《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中，他怀着“全知全觉者的困惑”，拒绝在上帝和魔鬼之间作出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我不选择上帝，也不选择魔鬼，

两者都是墙，

都会将我的双眼蒙上。

难道我要用一堵墙去换另一堵墙？

我的困惑是照明者的困惑，

是全知全觉者的困惑……

他还发出这样的豪言：“我在上帝和魔鬼的上方跨越/我的道路/比神灵和魔鬼的道路更为遥远。”他以惊人的勇气，在东方的阿拉伯遥相呼应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我把瞎眼的石头神和七日之神/更换成死去的神灵。”“如果没有创造神灵我们会死/如果没有诛杀神灵我们会死。”

不过，阿多尼斯也并非上帝或神灵概念的绝对排斥者。在他眼里，神学意义上的上帝是可疑的，但审美意义上的上帝却是存在的，值得人们去认识、发现：

什么是美？

一种形式，

你在它后面会发现奥秘，

有时还会发现上帝。

阿多尼斯的诗歌还深受伊斯兰文化遗产中的苏非神秘主义影响，他的许多诗作就其词语、典故、隐喻、意境而言，都具有浓厚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色彩，犹如隐现在一层神秘而奇妙的迷雾之中。如果说阿多尼斯的诗作也具有神秘主义的特点，那么正如他所言，那是一种“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

阿多尼斯还经常借诗歌表达对诗学与写作的见解。他的诗作体现出令人惊叹的想象力。他认为：“想象力在诗歌中是桥梁，/在爱情中是森林。”他是一位擅用隐喻的大师。在他看来，隐喻“是一次迁移，/在烈火与烈火之间/在死亡与死亡之间。”隐喻还犹如“在词语的胸中/扑闪的翅膀”。他这样看待语言的朦胧之美：“词语——/只有在朦胧的怀抱里/才会绽放蓓蕾。”他为人们眼里难以理解的朦胧诗人辩护：

你只能朦胧地理解他，

可他是多么清晰：

意义的太阳，有时，

会被墙的阴影遮挡。

他还认为，伟大的诗人总是关注现实并能够洞察现实的：“诗人不会有洞察幽冥的眼力，/如果他没有洞察现实的眼光。”诗人创作，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愿望：“写吧。不要写！诗人啊——/除非是为了在词语的巢房里/种下愿望的丛林。”不过，这种愿望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突破桎梏、追求解放：

我没有欲望，

去含着泪水

用长吁短叹，

使我的诗歌变得凄婉，

然后哭泣，哭泣。

我的欲望

是自始至终

成为一个陌生人，叛逆者，

将词语从词语的桎梏中解放。

然而，诗歌又不具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什么是诗歌？/远航的船只/没有码头。”诗歌更与政治无缘：“政治是诗歌眼里的草秸。”

诗歌属于心灵，超越时空：“诗歌，/是注入你肺腑的金丹，/永远来自另一个时光。”诗歌的魅力在于：“其中没有父权，没有游戏，脱离事务，没有缘由与规则，/既超越时间，又囿于时间。”因此，诗歌甚至不听从逻辑和理性的摆布：

曾经

逻辑倚靠着一根断杖，

在我手中入睡，

诗歌却欢舞着不眠。

为何而写作？为什么成为诗人？对于每位诗人都会面临的此类问题，阿多尼斯如此作答：“我写作，是为了/让唯一能浇灌我内心的泉水继续流淌。”“写作吧：/这是最佳的方式，/让你阅读自己，聆听世界。”虽然诗人长年寄居他乡，并甘愿以精神上的流放者自居，但在他心目中，真正的流放地却“只有在写作中、尤其在诗歌中才能找到”。因为：“城市在瓦解，大地是尘埃的列车/只有诗歌，知道迎娶这片天空。”虽然他很清楚这是一个“背叛了诗歌”的时代和社会，但诗人对自己、对诗歌却依然有足够的自信，他以一位“死去的诗人”的口吻，向不可一世的君王进行挑衅：

你逝去了，你的王权逝去了，你的大军逝去了。

我依然故我，

我在每个清晨再生。

……

你会看到我的诗歌

成为光的君王，你是我的一道光线，

在我的词语里炽燃。

这里，我们依稀可辨他最为心仪的诗坛前辈，阿拔斯朝大诗人穆太奈比的身影，那位堪称“阿拉伯的李白”的伟大诗人曾留下这样被世代传诵的豪语：

我与慷慨同义，

我是诗歌的上帝！

我是敌人的毒剂，

我让忌妒者妒忌。

显然，对于昔日的“诗王”穆太奈比和今天“风与光的君王”阿多尼斯而言，诗歌都是至高无上的，它几乎意味着存在本身。无论时序如何变迁，只要生命存在，诗歌就不会终结，因为在阿多尼斯看来：

诗歌终结的时代，不过是另一种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