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吻步枪的人（第2/7页）

起先是一个人在尖叫，随后传来一波咕哝声，接着更大的声音冲着咕哝声咆哮。安娜还是辨别不出什么语言。狗开始吠叫，接着又传来枪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脚步声一个跟着一个，尖叫声和哭喊声混合成一片，像传染病般在各种声音中向外弥漫开来。

有人放声大笑。

最后，只剩下枪声。枪声逐渐淅淅沥沥，最后只有断断续续的喷发声，一次两三声，在清除着落下的任何残余生命。

安娜紧紧攥住喉咙，另一只手迅速捂住嘴巴，极力控制住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她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炸了。她的脸蛋、下巴、喉咙和眼睛，全都因为手捏得太紧而受到挤压。她竭尽全力不要哭出来，最后还是没忍住。

安娜听到士兵们的靴子声、闲聊声，顺着她这边追查回来，随着他们越来越接近，能闻到香烟的味道越来越重。狗脖子上的项圈叮叮当当轻轻击打着牵绳。

恐惧没法形容她的感受。恐惧是种不确定的感觉。可安娜很确定自己马上就会死掉。

这一带遍布她的脚印，燕子男也同样如此，每串脚印都通向或者来自她此刻正坐着的地方。

这些熊和狼，这些动物，他们会嗅出她的味道，然后过来找到她，这毫无疑问。这会儿只有她一个人。

她马上就会被找到。

安娜的脑子在疯狂地运转着，可是她想不起该管自己叫什么名字，以便阻止他们伤害她，而她现在手里没有浆果，就在她待的洞外，离她那么近，有个人在大笑。她竭尽全力遵守燕子男制定的那些规矩、原则和体系，可是无论你抵御外面世界的行动多么有计划，多么有逻辑，雪仍然会下，你的脚还会在身后留下你去过哪里的印记。

再多的理论都救不了她。

这时她听到了那声音。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燕子的歌声。

也许她不会活下来了，但是听到一只鸟儿的歌声，一个男人发出的歌声——这让她想起那个早已忘记的想法，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的事物是会存在的。

让她活到现在的不是那些规矩——而是燕子男。

是燕子男在歌唱。

如果士兵们第一次到达的时候就查看，他们很可能会看到点缀在地面上的脚印，可是他们的猎物走在前面，用疲惫的步履把那些踪迹擦得无踪无影。也许倒下的人中有一两个看到了——也许明白这些脚印意味着什么。但是那已经没有危险了。

短暂的十五分钟过去后，士兵们走了，但燕子男却没有回来，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来接安娜。

他们谁都不说话，直接迅速离去。

经过那二十多具空荡的尸体时，安娜都不敢看。相反，她却盯着用过的弹壳。

几个月前，在波兰东部地区，当时还是秋季，安娜和燕子男偶然碰到一棵树，有人在树上钉了个教堂里的圣像。以前，安娜见过外皮有几处剥落的树，她觉得那再自然不过。在那个季节，某棵大树上像大雨般降落的红的黄的金色的叶子会掩盖树皮里面绚丽多彩的图画。她凑近仔细瞧了瞧，撕开更多的树皮，想看看这幅图画被遮蔽的部分，可是另外一样东西却吸引住她的目光——树底下有堆小小的圆锥形、铜黄色的东西。它们在安娜手掌中冰冰凉凉，隐隐约约还能闻到烟的味道，她取了只放进衣兜随身带着。安娜由此推断：一棵树皮里面带图画的特别的树，很可能会结出特别的坚果。事实上，这点太直观了，她都没有想到向燕子男问个究竟。

可是当安娜看到这些死尸中间的弹壳时，她立刻明白那些东西不是坚果。

她把自己捡来、还放在衣服兜里的那只弹壳扔到雪地上。

现在，她知道步枪是做什么的了。

大约六个月后，安娜在树林里遇到一个亲吻步枪的男人。

燕子男的药片快吃完了，毫无疑问，他得再找些来。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对安娜隐瞒吃药的仪式了，早中晚三次，但是他没有告诉安娜为什么自己去卢布林的时候，要把她单独留在森林里。安娜当然知道，燕子男也当然知道她知道。他没有费劲去掩饰瓶子里的药片在日渐减少。但是，有些秘密，虽然已经广为人知，最好还是不公开的好。

决定把安娜单独留在森林里还是带到市里哪个方案更安全，是项复杂的运算，在这个方程里，很多变量的值还有待推敲。

任何人都看得见事情在发生着变化，城市的状况越来越糟——现在是划分犹太人隔离区行动最高潮的阶段——但是，如果安娜和燕子男冒险踏进处处荒疏、倒刺遍布的城市无序的乱局中，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个还说不清楚。

无论独自前往还是有人同去，燕子男得做一件棘手的事，要显示出不容质疑的权威气度，以致别人都不敢注视他的眼睛。小女孩喜欢给伟人赋予人情味，那个时刻，燕子男最不想要的就是人情味。

他们从不提及冬天的那场屠杀，就那么带着自己的性命辗转迁移，在冬季结束再次出发前，找个地方把那个冬天过完。那天在树林里，看着高大、瘦削的燕子男离自己而去，背着的包从一只肩膀上挎下来，安娜第一次想对那件事说点什么。她不想没有燕子男。她不愿意回想她忘掉了燕子男的样子，那怕多短的时间。那会让她的手指产生过去熟悉的疼痛感，好像那几根手指想撕裂冰冷生锈的金属。

可是燕子男什么话都没说，很快就消失在纤细的树木中了。

除了等待，安娜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她坐在柔软的林地上，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在树根之间把自己调整到舒服的位置，然后，满怀感激地把那双小皮鞋从夹得生疼的脚上脱下来。

在暖洋洋的微风中，安娜活动着刺痛的脚趾，然后叹了口气。那天简直美得毫无保留。

这事有点神秘难解，为什么遇到巨大恐怖的时候，天气会持续明显暖和、灿烂和舒服。那天令人恐怖的事不在少数，在距离安娜坐的地方不远处，甚至就在发生着这样的事。可是阳光似乎不知道，不过这点还要感谢上帝。如果在波兰的荒野中，在那薄薄的绿叶后面缺少了阳光，安娜・瓦尼亚就真的不知道死到底有什么不好。

那人跌跌撞撞地闯进树林，声响大到安娜都以为他这是在故意开玩笑。

他个头不是很高——宽阔，但并不健壮结实——而且满脸胡子，两边留得很长。圆圆的宽松帽下面，头发剪得很短。对安娜来说，他完全可以标记为一个成年人，但他可能只有二十多岁，或者顶多三十过点儿。

最让安娜着迷和害怕的是，他肩上斜扛一杆步枪。那时，安娜已经见过各种私人携带的武器：自动的、半自动的、栓式手动的，见过各种样式、产地和颜色，磨损程度也各不相同——种类简直无穷无尽。可是，这个人带的这种枪安娜从来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