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黄金大劫案 1.神秘的第七人（第2/3页）

总而言之，这12根金条虽然没有找到，但这件事毛泽东却记在了心里，一直记了18年，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毛泽东11月就下令重新彻查这起案子，一定要搞清楚12根金条的下落。当初的七名交通员，前六名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带着1/7的棋子返回了苏区，这说明从苏区到上海之间的前六段路都没问题，问题肯定出在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段路是从松江到上海。

松江现在已经属于上海了，但当时还属于苏南行署，不过苏南行署的警力不行，还是上海的侦查员多，而且有经验，所以查案子的任务落到上海市政府的肩上。为此，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悬办”，全称是“历史悬案办公室”，“悬办”一共分为五个组，分别负责调查军统和中统等，彻查“黄金大劫案”的任务由第三个组的四名老侦查员负责。

四名老侦查员得到的关于“黄金大劫案”的卷宗，一共只有两页纸，纸上介绍了快递黄金的细节，比如黄金装在铜箱子里、一共有七名交通员、每人手里有一块棋子、一枚钥匙和一把锁头。两页纸能写多少东西？就这么点内容。四个人一筹莫展，这可怎么办？线索太少了，从哪儿开始查起呢？想了半天，他们终于有了一个主意，既然那枚棋子上的“快”字是由林伯渠写的，那就先见见林伯渠吧。

林伯渠当时在苏区的职务相当于财政部长，到了1949年年底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四名侦查员拿着介绍信，见到了林伯渠。既然是毛主席亲自督办的案子，林伯渠也非常重视，他说，这件事我也一直记在心里，我们这次一定要把它查个水落石出。于是，林伯渠告诉四名侦查员，他写完了棋子上的字之后，把棋子给的第一个人是高自立的警卫员。高自立跟我（作者）一个姓，其实他之前在苏区的地位是很高的，已经是三军团的政委，如果正常发展下去就是元帅。因为三军团的司令是彭德怀，政委就是高自立，一军团的司令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其他人后来都成了大帅，但高自立后来越发展越不好，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当上了热河的财政局长。

得到了第一个线索，四名侦查员马不停蹄地赶到热河，找到高自立，问他还能不能想起当时身边的警卫员。高自立的记性还挺好，他告诉侦查员，他的警卫员名叫某某某，现在正在广西军区当副师长。侦查员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广西，见到了这位副师长，根据副师长的回忆，当年他拿到棋子之后，就直接交给了第一名交通员，那名交通员现在已经当上了某某县的县委副书记。

自从把棋子交给交通员之后，所有的人之间就都是上级对下级的单线联系了，大家相互之间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至少还是能说出一些特征的。总之，四名侦查员就顺藤摸瓜，将运送黄金的前六名交通员都找到了。关键是找到这六个人也没有用，因为这六个人都已经顺利地开过锁、交回棋子、完成任务了，肯定是清白的，重点是要找到第七个人。

第七个人怎么找呢？要先问第六名交通员，因为他是跟第七个人做过面对面的交接的，第六名交通员倒没有混上什么师长、县长，而是在一家竹行里用竹子编东西维生。为什么呢？因为“黄金大劫案”发生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党的任何指示和任务，因为当时的地下工作者全部都是单线联系，估计是他的上级突然牺牲了，所以他也就被人遗忘了。

在战争年代，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地下工作者。开国大典上，我们只看到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却没有看到千千万万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上线牺牲了，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跟组织取得联系，就算他自己去政府，说自己是老革命，但根据我党的规定，脱党10年以上就不能算作有功劳了。现在距离1931年都相隔18年了，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18年前，也就是说他已经脱党18年了，一切都随着上线的牺牲而变得死无对证，光荣的身份永远都无法得到承认。

四名侦查员找到了这位在竹行里编竹子的第六名交通员——刘师傅，让他回忆一下18年前在松江将黄金交接给第七名交通员的经过。这位编竹子维生的40多岁的刘师傅，当年，他到了松江以后，就住进了汉源旅馆，在那儿等下线的交通员。没过多久，果然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黑裤子、戴着黑帽子，两只手还揣在袖子里的人，那人进了旅馆就问掌柜的，有没有一个说杭州口音的客人。刘师傅就是说杭州口音的，他负责的路段也正是从杭州到松江，掌柜的指了指刘师傅，两个人就算接上了头。

刘师傅和第七名交通员俩人一起进了客房，先对暗语，然后把手里的棋子对上，钥匙也打开了锁头。所有规定的程序完成后，刘师傅把铜箱子交接给了第七名交通员，两人除了对暗语之外，没有说过一句多余的话。交接完毕，刘师傅就返回交差了，这就是整个交接过程。

听完刘师傅的回忆，四名侦查员面面相觑，因为关于第七名侦查员的描述太抽象了，只知道对方穿着一身黑衣服，上哪儿去找这个人呢？侦查员只好跟刘师傅说，你再好好回想回想，看看还有什么细节能提供给我们的。刘师傅虽然编了那么多年竹子，但记忆力还不错，想了一会儿，一拍脑袋说：对方从钱包里往出拿棋子的时候，露出了一张蓝色的单子，那单子就跟我住的那家汉源旅馆的入住单是一模一样的。如今我们住旅馆，要把一天的入住费都付了人家才让你入住，但在1931年的时候，只要先付10%的订金就可以了，店家会给你开一张押金的单子，当时在松江的旅馆，押金单通常都是蓝色的。

侦查员们大喜过望，看来第七名交通员也是在松江住店的，这回可以继续往下查了。于是几个侦查员就把当年在松江开旅馆的所有老板都集合了起来，因为这是中央的毛主席亲自督办的案件，所以所有人都得积极配合调查，而且1931年的时候松江一共也就五家旅馆，很容易就把五个老板都找来了。大家都把陈年的账本翻出来，查查1931年12月6日那天都有谁住过旅馆，这是很好查的，因为那时候的人流量不像现在这么大，如今的松江每天可能至少有八万人要住旅馆，而80多年前的松江是一个很小的小城镇。五家老板查来查去，发现那天一共就有三个人来住店，除了刘师傅以外，另外两名住客是一对老夫妇，从外貌特征上来看，不可能是第七名交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