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也门的葫芦巴酱（第3/4页）

我在耶路撒冷的第一年总觉得有些头晕目眩，我发现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总令我迷惘，它不但精神分裂，且并不遵循世界其他国家的任何刻板模式运作。“这个国家”，以色列-巴勒斯坦，叉开双腿站在东西的交界。若我想要的话，我可以穿着性感泳装躺在特拉维夫的金色沙滩上，让地中海的温暖潮水拍打我赤裸的脚趾，看着一具具寻欢作乐的美丽黝黑身躯神情恍惚地从我身边经过，仿佛巴以冲突从不存在，仿佛这里真是《圣经》里充满牛奶和蜂蜜之处。然而就在几公里之遥，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贝都因牧羊人正在贫瘠的山脉里寻找干枯的仙人掌喂食骨瘦如柴的牲畜，贝都因女子则会身着黑色长袍与头巾，走到沙漠边缘取饮用水。身在特拉维夫，人们很容易忘却战争就发生在不远处。在邻近的检查哨，当虚弱的巴勒斯坦老人在烈日下，等着通关去医院、去上班或是前往被以色列路障分隔而日渐疏远的亲戚家，穿着迷彩装的以色列少年士兵只是双眼无神地看着他们。以色列身处民主幻象与丛林规则的夹缝间，以色列挟核武威力包围早已被封锁的原生居民，只因他们被控朝坦克车扔掷腐烂的水果。特拉维夫高级地段的商店橱窗里展示着各大设计师最新一季的服饰，初来乍到的访客很难不产生置身罗马或巴黎的错觉。但就在车程一小时之处，耶路撒冷到拉马拉（Ramallah）[33]之间，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

我从双方生活的鲜明对比中得到许多能量。我发现观察这些对比虽然令人气馁，但也令人精力充沛，因为它们会不断质问观察者的弱点，挑战观察者的政治敏感度是否合宜。有一次我带了一瓶戈兰高地出产的红酒，前往一位以色列左派朋友家做客，我这番政治不正确的举动令我陷入了窘境。“你怎么可以这样支持以色列占领？”他们如此说道，“你每买一次占领区出产的商品，就是帮助以色列继续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我那些身为和平激进分子的以色列犹太朋友会骂我没买对产品、没吃对鸡蛋。这里最方便购买同时也最有名的有机产品产自西岸中央某个山顶上的占领区，有人告诉我那一区住着思想最右翼、最好战的犹太人。在我来到这里几个月之后，我得知这些鸡蛋是由“殖民”母鸡所生，是装在装甲车里驶过占领区的土地送达以色列市场的，所以我不能购买这些有机鸡蛋。

然而某次我政治正确地带了一瓶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买的波尔多红酒前往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友人家做客，巴夏尔·巴尔古提却请我喝了一杯产自戈兰高地占领区、顶级芳醇的红酒。

“说到喝酒这回事，我从不看牌子。如果要在一瓶政治正确的酒与一瓶佳酿间做选择，我选择后者。欣赏音乐也是，我不喜欢去思考‘我喜欢门德尔松胜过瓦格纳[34]吗？’。不管产地是占领区还是自由地区，只要是美酒，我都欢迎。来，喝一杯吧。”

像这样的对比场景不断发生，在我日常生活中盘旋、传递各种讯息。生活的本质就在其中；丰富的资源就落在我触手可及的范围，那是一个装满爱、矛盾、恨与人性坚韧故事的宝藏盒，而这些故事交织在人们周而复始的生活里。这正是我在英国那些年所缺乏的直接的人际接触3争吵、和好或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在这里的第一年，有一回我正在慎重考虑到底该留下还是离开，突然我注意到公交车上的人们都在大声说笑或讨论家务事，例如孩子们的婚姻、成年礼、割礼，他们都毫无愧色地高谈阔论。我为自己偷听他人的生活这样的行为感到困窘。接着我意识到自己的偏执，虽然我也害怕遇上自杀式攻击，但我就是想搭公交车在市区移动。有时我会有罪恶感，特别是带着女儿搭公交车上下学时。我偏执地想体验真实生活与其对比。在公交车上，我注意到来自东耶路撒冷、头戴面纱的穆斯林妇女通常总安静地坐在公交车前半部。当我鬼鬼祟祟地偷看她们的腹部，想寻找想象中的炸弹腰带，才惊讶地意识到自己竟也天生带着偏见。我发现自己并非唯一心怀警戒的乘客。我身旁手捧犹太经文的男子也偷偷观察着头带面纱的阿拉伯女子，而且他会边看边加快阅读手中的祈祷书和前后摇晃身体的速度。武装警卫会随机抽查公交车乘客。有一次，有位一脸严肃的年轻俄罗斯人直接朝我走来，要我打开包。“你觉得我看起来像阿拉伯人吗？”我边说边配合地拉开我帆布背包的拉链，里头装满从市场买来的烟熏鱼和山羊奶酪。我从他明亮的蓝眼中看见一丝犹豫。我停了一会儿，然后又补充道：“还是你这么做只是为了表现你不只会搜查阿拉伯乘客，也会检查公交车上其他乘客？”

接下来几个月里，我仍偏执地在公交车上偷听他人的对话，并且在日记里记录他人的行为。我贪婪地大肆享用这些盛装在金盘上送到我面前的丰富活力。我急于搜刮各种琐碎日常，这是我早年生活在拘谨、固执的英国时所欠缺的。耶路撒冷的公交车载我通往一种“家”的概念，人们在这里谈论、嘶吼、尖叫并且崩溃大哭，这里的人们不受欧洲含蓄作风的约束。为此，即便面临他处发生爆炸案，我们被警告别搭公交车的艰难时刻，我仍愿意每天至少冒险一回。

在耶路撒冷政治化得令人窒息的社会里，我找到使人精力充沛的灵感，它帮助我找到欧莉所说的立足点。旧城区闪耀的白石城墙上，夜以继日地投影着巴勒斯坦平民狂烈的暴怒，因为以色列控制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形势如此错综复杂。暴怒也源自城里那道哭墙，它庇护着那些摇头晃脑、哀悼着毁于约两千年前的第二圣殿的犹太人。据说哭墙后方就是当年犹太圣殿的位置，但这个被称为圣殿山的地方于第七世纪建了圆顶清真寺，里头跪拜的穆斯林们会为此寺存在的正当性出言辩护。

这两个民族的生活以各种方式相互依赖，从礼拜敬神之处、居住的土地，一直到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憧憬。一个如此侵入性地向另一个渗透，以致耶路撒冷难以承受这般压力，始终维持在沸点。城内居民终日惶惶不安，无人能置身其外—所有人，甚至连来自国外的和平工作者也包括在内。然而每个人又都是消耗品。耶路撒冷的局外人，包括和平工作者、作家、记者都相信自己的存在是必要的；虔诚的犹太人则相信《圣经》赋予他们居住于此的权利；以色列的政治人物把耶路撒冷视为永恒不可分割的首都；和平激进分子为了更靠近西岸地区，所以必须以耶路撒冷为家；而越过检查哨，在安全墙的另一边，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内心怀着期待，相信有一天耶路撒冷终会成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