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黑寡妇”来袭（第2/3页）

我说我丈夫是否要入籍是由他来决定的，但我是英国公民，我没有非法入境，我的签证从来没有过期。“你不可以没有理由就拒绝我入境！”

他们说他们不需要理由。我和我的丈夫都打算在以色列“定居”，而他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既然我丈夫不愿意以犹太人的身份在这儿住下，那我们就是非法入侵者。

“我可以请问你站在哪一边吗？”里欧最近一次从安曼入境时，他在艾伦比桥被问了这个问题。他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对你来说‘我们’是指谁？‘他们’又是指谁？如果你把这片土地上接近半数的人口都当成‘他们’，你要我怎么站在你那一边？”

好吧，看来他这个答案不大受欢迎。他在内政部资料里的个人档案早被注记为“同情阿拉伯人士”，这个答案可能又让他本就不甚光彩的档案雪上加霜。否则我现在怎么会身在此处？我从不曾蓄意做出任何表达政治倾向的举动，甚至我许多阿拉伯朋友都开玩笑说，我的纪录片鼓舞了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猎巫心态。他们说以色列主流观众会喜爱我这部片，因为它符合他们的伊斯兰教恐惧症情结。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当我采访名誉杀人案件的幸存者时格外谨慎。令我沮丧的是里欧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他的话也许不中听，但我确实多少助长了以色列一贯抨击伊斯兰教的政策，甚至在日渐污名化伊斯兰教的西方社会里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其间，内政部职员与她的上司确认过后回来告诉我，这不是恐吓，我是确确实实要被遣返出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很放松，完全没想过方才关于我丈夫签证逾期逗留的种种纷争会当真让我被这个已经住了五年的国家驱除出境。未露面的长官下达最后指令后，我在警察陪同下不停被带到不同的房间，没有任何一位内政部代表愿意跟我说话，没有人愿意好好听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位纪录片导演，是外交部送我去印度，我在德里可是代表以色列的贵宾！我甚至还受邀与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马克·苏弗以及大使夫人莎拉一起在他们的私宅用餐。

他们对我的故事毫无半点兴趣。我冒着被拘捕与监禁一夜的风险，一度以呼喊与流泪让一位于机场工作的内政部大官听见我想传递的讯息。他走出来跟我说他不在意究竟是不是外交部替我付了飞往印度的机票，因为他现在正准备要外交部负担我被遣返的费用。

我想当晚我之所以没有被拘捕，是因为幕后下驱逐令的高官想必与里欧有私仇，对方不希望法院介入审理以免驱除令被法院驳回。拘留我一夜只会对我有利，让我争取到更多时间。这一切实在是阴暗、官僚到简直荒谬的境界，我对这些造成我心理创伤的官员大喊，我说我已经打电话给律师了，他们如此野蛮的行径绝对不会得逞，负责此事的官员以为我听不懂希伯来语，他对他的属下用希伯来语说他倒想看看是法院撤销遣返的禁制令先到，还是他们会先成功把我给踢出去。

我突然感到一阵反胃和晕眩，我想一定是因为我不断对着内政部官员又哭又叫导致的。我很讶异无人打算对我解释他们为何做出如此激烈的决定，要把一位英国公民赶出这个国家。就连夜班的清洁人员也把我当成在以色列非法工作被逮到的外籍劳工。满怀挫败的我自顾自地说着，过去这几年如果我想要的话，早就可以成为以色列人了，我的家人们也是如此，但我们拒绝了，里欧总说他无法成为这个无理仇外的国家的一分子，而如今我总算明白他说得没错。

饥渴交加、极度疲惫的我，实在无法面对又得再度登机。我从印度回来的班机还在土耳其中途停留，一趟下来已是十二小时。我心中仍有一部分拒绝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尽管如梦魇般的遭遇在眼前展开，但我依然感到饥肠辘辘，这感觉真的很奇怪。我要求他们提供食物，但他们要我自己去贩卖机买。贩卖机里头卖的只有“bamba”，那是一种花生酱口味的零食。我想到我的孩子们，想到玛亚，她最爱吃bamba了。我想吃三明治，但他们拒绝了，他们说夜里这个时间没有三明治。我记得里欧总是说：“如果你想要跟以色列争取什么，绝对不要采取安静的手段。你得大吼大叫，把事情搞大，这样他们才会理你。”所以我果真大吵大闹了一番，我坚持我要吃三明治，而且房里每个等待遣返的人也都要有一个。此刻这个房间里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67] 的激进分子，有嫁给被以色列认定为“煽动分子”的犹太男子的家庭主妇，但与其说“煽动分子”，更适当的说法或许应该是“痛恨自我的犹太人”（里欧近来终于愿意承认任何犹太人只要来到以色列都会开始自我贬抑）。对了，现场还有几位应该是签证到期违法居留的菲律宾外籍劳工，许多外籍劳工都常碰上这个状况，其中有一位妇人还带着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那个孩子很快就枕在她大腿上睡着了。

最后三明治还是送来了，人人有份，所以里欧是对的，在以色列果然是会吵的孩子有糖吃。这加强了我的自信，我认为自己一定不会被遣返。

当他们一允许我使用电话，我便立刻打电话给里欧。我稍早致电给一位律师朋友征询他的意见时已把手机电力用尽，因此我向一位激进分子借手机。与里欧通话后，我才得知我内心所担忧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约莫就在同样的时间点，里欧在艾伦比桥也碰上与我相同的状况。就在我印度行的最后两周，里欧也飞往印度陪我，由于孩子们人正在英国祖父母家，我和里欧得以共享一段独处时光。我们在德里与友人一起享用了圣诞大餐，两天后我们各自搭机返航。我搭乘土耳其航空途经伊斯坦堡飞往特拉维夫，他则搭乘皇家约旦航空飞往安曼，再搭出租车前往艾伦比桥。当我一下飞机他们便拦下我并迅速办理遣返流程时，我内心就隐约猜到里欧已经在安曼与耶路撒冷边界通关时被以色列安检人员拦截。这群虎视眈眈的内政部官员恐怕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我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里欧要我别担心，律师正尽全力申请禁制令以阻止我们被遣返。

这个过程中我一度打出亲情牌，我说我一定得入境看看还在耶路撒冷的两个孩子。他们当然知道我是在说谎。这个谎没什么说服力，毕竟这里的安检系统对于个人资料的追踪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这可是一个会监控境内每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我刚刚随口胡诌我的孩子在耶路撒冷，但他们只要随便找台电脑就能查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