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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觉得是。

在回圣玛丽旅馆那十分钟车程的路上，仁波切似乎都在发光，他太开心了。在一个停车标志处，我扫一眼过去，看到他正目视前方，咧着嘴巴笑得正欢。我想他一定是因为与文身男人之间的峰回路转而高兴，但当我们开进停车场时，他说：“波零（保龄）是极好的美国乐子。谢谢你，奥托。”

我想问他，他对男人说的是什么，给了什么样的祝福，但我只挤出一句，“你去吃早餐的时候敲我的门”，然后各自进了门，我看着他走下过道回他的房间，确保门卡能用为止。

等他安顿好之后，我熘回外面，从后备厢里拿出他的书，带回屋内。我躺在床上开始阅读。前几章足够有趣，但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惊喜。然后在第十九页，我无意中读到这几段，读了四遍。

对很多、很多人来说，灵性的境遇就像一个决定开始弹钢琴的小男孩。男孩喜欢钢琴，喜欢碰到琴键时的声音，喜欢小小的手指贴着象牙的感觉。或许他认识什么人，或者见过什么人弹得很好，这启发了他。

随着他渐渐长大，他继续弹琴和练习。练习的时候，也许有人用不友好的方式批评过他，又或许他开始发现，他没法和那个启发他的人弹得一样好，他会犯错，手并不总听使唤，进步需要努力和牺牲。

等到他长成年轻人，他在钢琴方面已有几分成就——有些来自于本能，有些来自他对音乐的爱，有些来自练习。他弹得不错，有时在亲友的聚会上弹。但之后，随着他年岁渐长，他做出决定，尽管他可以弹得不错，但他永远也不会弹得很好。他永远不会弹到完美。他还没有好到成为一个钢琴演奏家，正如在灵性的领域里，在这个复杂的地球上，他相信他永远不会好到能够满足他心目中那个俯视他的上帝，于是他不再尝试，不再思考这种东西。

他很可能甚至都没有让想法成形。他只是在自己与钢琴演奏的下一个等级——他内在生活的下一个等级——之间立起一道无形的屏障。他在没有真正限制的地方设了限制。这不算坏。他不是个恶人。恰恰相反，他是个好人，但他设立了这道限制，就像你在房间四周筑墙一样，然后他住在那里，住在那个房间里面，并不完全满意，却不知道能对自己的不满做些什么。他老去了。他等待生命的结束，等待上帝给他评定，等待的同时，追求尽可能多正当的愉悦。生活就是这样，他对自己说。我只能弹成这样了。其实，他想把钢琴弹得更好，但阻止他到房间外面冒险的是一种恐惧，是他可能失败的念头，人们也许会嘲笑他的抱负，或者他就不是自己认为的那个人了。但这个他实际上是谁的想法从何而来呢？在灵性领域，或者，如果你更偏好这样表述——在情绪或心理领域，他留在围墙里，否决自己的是什么呢？

我把书摆在床头柜上，关上灯，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上影子的花样。已经晚了，我答应过要打给吉妮，我知道我可以打。但我就是躺在床上，被卷入模煳的概念中，其实没在思考，只是在默想什么，在某个想法上打转、揣摩。弹琴男孩的比喻在我看来不够完美。如果是我在编辑这本书，我会在手稿的边缘写上，“再下功夫”，意思是作者应该沿用这个大意，打磨它，让读者读起来更加清晰。

然而，这个大意，这个弹琴男孩的困境就是不肯放过我。我回想仁波切和硬汉的相遇，回想仁波切鞠躬时脸上的纯粹喜悦。我倾身去够电话，拨通了我的住宅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