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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笨拙地起跑,在小腿深的地方下水,然后肚子先着水,灾难性地扑通一声,脸朝前飞了出去。他在浅滩处勐烈地扑腾了几下(我猜,如果我在一个河水温度从没高过9摄氏度的地方长大,也会那么游泳),继而仰面朝上,开始大笑。他的笑声很妙,我说过的,但在那一刻尤其美妙,他的脚趾和棕色的脸庞从平静的蓝色水面冒出来,笑声回荡在岸上的桦树之间,就好像他半是人类,半是潜鸟。“好玩!好玩!”他过了一会儿还唱起来了,仍在漂浮着。“美国乐子!”那家人往湖滨远处移了一段距离。
我们玩了大概半小时的水,然后出来,擦干身体,谨慎地轮流拿毛巾去换衣服,打开的车门挡住了那家人的视线。“喜欢吗?”我问。
“好时。波零(保龄)。高尔夫。户外游泳。现在美国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你是我最喜欢的朋友。谢谢你,奥托!”
“小事一桩。”
“谢谢你带我玩。”
“我感觉你遇到我之前也稍微玩过。”
“是的,一点点。”他说着又笑起来了,这让我想到,我们传统中的现代精神领袖一直都是郁郁寡欢、自命不凡的人,被别人的想法厚厚包裹。仁波切似乎摆脱了那个。这让我想起在哪里读过一篇很短的新闻报道——大概是翻阅《时代周刊》读到的吧,当时我正喝着一杯咖啡,桌上放着一个三明治,脑子里有一百件其他事情。那是一篇关于约翰·保罗教皇的文章,当时他还年轻,没有疾病缠身。显然,他曾熘出过梵蒂冈一两天,或许经过乔装打扮,我不记得了,然后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雪道滑了几轮雪。
同一条高速公路往下开没多远,我们无意中撞见了北极光赌场,它大致是按照欧吉布威印第安人的小屋形状建造的。更多的美国乐子。我对仁波切解释了这是什么东西,是怎么形成的,他说他有兴趣试试。我们进入铃声叮当、灯光闪耀的无窗世界,明尼苏达州的退休老人们正神情呆滞地坐在老虎机前面,向多年前被其祖先占用了土地的人偿付赔偿金,每次两角五分。我得说,能坐在圣人身旁,看着盯住旋转罗盘的他,真是难得的乐事。他会放进四个一美金的代币——最大额的赌注——按下旋转按钮,赢的时候,4个、10个或20个硬币丁零当啷地落入明亮的铬盘里,他会拍一下手,装满他的塑料桶,刻不容缓地开始再次把它们塞进机器里。
“我们可以把赢来的钱兑现走人的,你知道吧。”我告诉过他一次,当时他刚摇出7-7-7的分数,面前有一堆美元代币。
“还不换,还不换。”
半小时之后,仁波切仍雷打不动,专注于旋转的轮盘,就好像拯救混乱的现代世界的任务就取决于此了。然后,一如既往,机器开始索回它早前仁慈的支付。仁波切的白色塑料桶从满,到四分之三满,到半满,他还在抛,投币再投币。我对自己发过誓,以20美元为限,不到10分钟那些钱就输光了。于是我站在他的肩后,看着他玩。“它被动过手脚的,你知道。作弊了,”看到他的桶现在只有四分之一满时,我说,“一直玩下去,最终你会输光的。这是数学。最终都是机器赢。”
但他是有信仰的人,不信数学,所以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他还剩16个硬币。12个。8个。他慎重地投进最后4个硬币,就好像问题出在他之前投币的速度太快,没给机器足够的时间来吸收他全部的善意、诚挚、他大驾光临的福气。轮子飞转,符号出现,它们有力地强调,机器对他的大驾光临并不真心感激。仁波切极度震惊地坐了片刻,消化了自己蒙受损失这一事实,然后把手伸进袍子里去拿钱袋,已经在四处找寻哪里能把现金换成代币。我坚定地抓住他的手臂,把他从座椅上拽起来。“我们走。”我说。
“还没好,还没好,奥托。”
“我们要走了。”我一直抓着他的手臂,严正地把他带向出口,我敢肯定,安保人员以前肯定遇到过此情此景一两次。
穿过赌场大门,回到自然光里,这感觉总是让人惊讶。赌场设计者那看似无心、设备齐全的人造游乐场好像被施了某种魔咒,以至于仅仅过了45分钟,光明、相对安静和朴实的外部世界已经看似虚假了,而且无聊。柏油大街上没有免费捞钱的指望。命运给你笑脸时没有铃响。
“我差点就要赢大奖了。”我们在正门外面的停车场时,仁波切说。
我在前面朝汽车走去,和他保持一段安全距离。这是骗傻子的开局法,我开始说,是个把戏。我很惊讶你居然会上当。但我看到了他的脸。嘴边的肌肉在抽搐。他正拼命屏住大大的微笑,不让它迸发出来。
“奥托,你救了我。”他戏剧性地说。
“你能上台演戏了,你知道吧,仁波切。你可以去演电影了。”
“要是我再按一次键,”他开始微笑,“本来会出大奖的!”
“是啊,大奖。你呀,就是我们以前在北达科他州说的,不是省油的灯。”
“省油的灯?”
“对。正是。上车吧,殿下。”
开出停车场的那一整条路,沿着200号路又开了一两英里,我的朋友仁波切一直咯咯地笑个不停。这笑声升上他的胸腔,喜悦如气泡涌出,溢到汽车的皮革仪表盘上。我在想着德卢斯的按摩师说过的话。这个乖僻的人物,他应该是佛陀、耶稣还是摩西的化身?我正想着,或许,如果你把周围的生灵物件都看作神圣整体的碎片,全都稍纵即逝,只是在梦境中扮演一个角色,那么大多数时候它们都会很可笑,千变万化,荒诞不经。